问题的根源在哪里（2）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和社会保障水平下，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地无田，就业无岗”，他们得不到土地随工业化升值所带来的收益，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而且还要为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付出额外的成本。最终，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最大的利益受损阶层，成为尴尬的城市边缘人。另外，当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又没有稳定的工作时，有可能造成大量城市新贫民的现象。中国农民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在整个征地的过程中，既没有参与权，也没有决定权，处于逆来顺受的位置。究期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配置机制，其基本特征就是低价征用然后高价批租。各级地方政府凭借手中的行政征地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和很低的价格强制性地从农民手中征用农用土地；然后再利用市场配置机制将征来的土地在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上高价批租。通过这种方式，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产生的土地资本巨额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从征地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会尽量减少对农民的补偿。部分农民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不得不被迫与实施征地的地方政府对垒。直至现在，针对上述矛盾和冲突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性化解机制。

　　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例如，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就业制度方面，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可以说，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的权力。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就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更不是由于他们的自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

　　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不景气，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本文摘自《大变局时代，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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