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处（1）

　　眼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棋至中盘，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有人把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都归结于市场经济：腐败问题、拆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要求强化政府控制的呼声不绝如缕，在一些领域，比如住房领域，行政控制有所回潮，平均主义和乌托邦强制有所抬头。

　　然而，我们不能健忘的是：计划经济只会让我们回到共同贫穷的道路上，绝对不可能带来共同富裕；过度强化行政控制权力也只会强化腐败，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平正义。三十年改革开放，遗留的种种问题，恰恰是市场改革不到位、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结果。

　　2011年7月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当日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开幕式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中国的市场力量正在倒退，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反映在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上。这一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尽管国有经济不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其次，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以及世纪之交数百万计的乡镇企业私有化，市场的力量一度得到很大的强化。但是，本世纪初，“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吴敬琏称。

　　吴敬琏称：中国社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为由，主张回到集权国家和普遍贫穷经济政策的老路上去；另一端则以“保卫改革成果”为口实，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很可能最终殊途同归，通向最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目前，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将其归功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高速增长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但是，依靠行政强力控制和大规模投资的增长不能长时间持续，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会影响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吴敬琏认为，目前的增长模式依赖大量消耗资源的投资，不能支持长久的发展，资源、环境损害以及生存标准的不断下降，近年来愈发严重。另外，各级政府资源配置权力的加强、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增多，也在加速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

　　今日中国已然站在了新的事关未来中国是倒退还是进步的关键性的十字路口，正如许小年先生所说，公共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管制造成市场寻租破坏社会公平，政府取代市场，管制取代改革，民众富而怨成为社会大患。

　　正如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总理雷日科夫所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我们的社会，仍然分不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从上到下，普遍弥漫着悲观又无所作为、不知该如何作为的得过且过情绪，而权贵集团对权力和法律公正性的侵蚀却在变本加厉，甚至可谓趁乱打劫。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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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