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一门怎样的生意（3）

　　著名新闻人胡舒立在其“财新观察”专栏中指出：刘志军主政下的铁路部门为“高铁大跃进”精心制造了一套“修辞学”。高铁被描述为“中国梦”的最佳模本（当然，“中国梦”的模本还有很多，比如“飞天梦”、“奥运梦”、“世博梦”等等——笔者注），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 “高铁修辞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速度不断刷新、本土创新、世界第一、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羡慕。本是一种交通工具的高铁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符号，基于便捷出行需求的高铁幻化成显示民族自信心的工具。“高铁修辞学”向社会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铁道部门围绕高铁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二是对高铁的质疑有可能变得政治上不正确（甚至是“不爱国”、“唱衰中国”——笔者注）。透过这一套修辞，“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抵制竞争、强化统制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虚假繁荣和泡沫，在路内公司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大量民间企业被排斥出局；在权力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如果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即使高铁热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

　　在发展大跃进的“高铁模式”中，爱国主义不折不扣地成了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人民日报社原农村工作部主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秘书姚力文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建平在《南方周末》联合撰文《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文章写道：“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建设江河水电、地下铁道、核电站、城市化、高速铁路等区域型项目和高技术工程；近年，则有征地拆迁暴力泛滥，技术安全事故多发。包含强迫命令、谎言浮夸、胡乱折腾造成严重浪费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讽意义的‘大跃进’，在现实中遍地复活。温州动车事故让隐忧变成现实。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会酿成社会灾难？根本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缺乏人本价值、公共理性和责任体制。事实证明，中国经济重复着民生缺位的错误：在工业化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消费短缺即饿死，在高技术大跃进时代则主要表现为安全短缺即消费死（此外还有污染死、矿难死、拆迁死、征地死、因贫富两极高度分化挤压下的焦虑死、穷困死等等——笔者注）。基于强国信念或政绩目标的政治化高技术引进，虽能带来一时的GDP统计增长，但安全短缺对社会系统协调发育、创造能力健全成长的真发展构成致命打击。GDP冒进而文明价值缺失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伪发展。怎样才会有真发展？没有责任政治的前提，人本价值不得确立，公共理性无以生成，经济增长必带来浪费与贪污，‘发展’的结果不是两极分化就是规模性非正常死亡。”

　　学术界过去将中国农业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估计在1500万到3200万之间。荷兰学者、港大历史系教授冯客利用数年时间到多省参阅官方档案，发现那段时期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他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冯客警告促成大跃进和大饥荒悲剧的若干基本因素在今天的决策机制中仍存在。他认为这场灾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不可靠的经济数据，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间社会任何监督的决策过程，不顾质量（品质）、对于产出的盲目追求，错误地相信中国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出路。”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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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