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中管理和政治干预的剖析（3）

　　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息问题”时，庞巴维克也是这样来看待决定分配的因素的。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即使禁止放债取息，利息也不会消失，因为现在物品的价值仍然高于将来物品。这样，利息就不是一个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而消失的“历史—法律”范畴，而是一个出现于任何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下的“经济”范畴。但是，所有制的变更可能改变接受利息的人和个人分配到的份额。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由于资产分配不均，利息大量地落入少数所有者之手，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大家是平等的联合体主人，国家就可以把所得到的利息平均分配给人民。按照这种说法，利息是一种功能性分配的范畴，它的存在不取决于社会制度，但是利息落到哪些个人手里，却取决于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取决于社会权力的分配。这显然也适用于工资、地租等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分配范畴。

　　但是，一旦像庞巴维克那样坦率地承认权力对分配的巨大影响，现代经济学的分配论就失去了它的科学价值，其决定工资、利息和地租的规律都变成了无用的同义反复，仅仅表示每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水平，以及某种产品是由哪种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因而应该分配给该种生产要素，至于这些收入项目落入哪些个人手中，则仍然要由权力来决定。这就等于说，现代经济学所说的有关分配的经济规律并不能解释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要真正理解收入如何在个人之间分配，就还是要研究历史实际中的权力分配状况。把经济规律与权力对立起来，研究谁来决定经济过程，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庞巴维克的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直接决定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的是权力的分配状况；权力和经济规律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这样一来，关于分配的决定因素的争论就使人们认识到：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下，也即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诸如社会产品的分配之类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极不相同的。要说明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就必须先认清社会的权力结构，即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引导人们去探寻那些确立了经济权力的具体事实，研究经济权力的具体影响，从而去研究社会的经济体制。

2.关于集体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某些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就开始了对假想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分析。他们依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力图利用边际分析来说明，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中，经济将如何运行。他们在理论分析中都或多或少把这种公有制的经济描绘成某种集中控制的经济。在进行了这种研究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家中，最突出的是弗-冯-维塞尔、帕累托和艾-巴罗纳（E.Barone）。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曾经对公有制的集中管理的经济表示过强烈的好感，但他试图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来分析这种经济，并依据这种理论来为公有制经济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维塞尔按照当时人惯用的说法，设想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是一个完全有组织、最高度合理的社会。在那里，公民和政府官吏都不会只顾自己；一切生产都将成为国家的事情，都将落在公共企业身上；所有的经济事务都将托付给国家；所有的产品都归劳动的公民享受，连地租都要落到整个统一的社会手中；国家实行完全的集中管理，连个人消费也由国家统一计划；它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经济，政府供给一切，甚至私人家庭的大部分事物也都由国家来管，连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对立也被消除了。不过维塞尔明确声明，他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只是一个想象，他不打算确定地回答，这样一个社会究竟能不能存在，将来到底会不会存在。他之所以设想出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来，完全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他依据这种分析断定，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经济理论，如价值理论、成本理论等等，适用于一切社会，包括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更有甚者，在维塞尔看来，正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由于消灭了私有经济下的购买力差别，才能更清楚地看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正确性，才能显示出，这样确定的价值是所谓的“自然价值”。维塞尔分析这种“共产主义国家”的真正目的，是证明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以驳倒流行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中的那些经济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

　　

本文摘自《弗赖堡学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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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赖堡学派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久负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曾经为二战后的德国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德国迅速崛起，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直到今天，弗赖堡学派在德国政界、经济学界和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泛信众。体制问题一直是经济中人们关心的问题。而在弗赖堡学派之前的经济学流派中，理论家们却对这一问题没有明晰的认识，一直到瓦尔特·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并创立了弗赖堡学派，确立了将“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因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弗赖堡学派在学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