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之后是什么（4）

　　因此，要说中国将处理好等级制度问题，或是让政府实质性地减少对经济部门的干预，都还言之过早。这种现状将抑制私企发展，阻碍外资进入。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政府仍通过实际控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实质性地涉足国内大型企业。与此相对，日韩等地政府在其20世纪工业起飞时代发挥的作用是牵头搭建合作平台和提供保护，以培育私有企业。

　　此外，中国有一套极为庞大的官僚体系，尽管该体系经常成为新产业发展的障碍，政府也很难施加更严格的约束。同样道理，提高法律体系透明度的过程进展缓慢，有些地方政府利用不透明度干涉外企经营。

　　上述所有因素都将拉低中国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从技术层面讲，将拉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目标。鉴于这些因素，中国没有进入美国的收敛俱乐部，而更像和越南及哈萨克斯坦等国身处同一个俱乐部。这些国家在文化基础、法律体系、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产业模式以及气候等方面至少与中国共享部分因素。这说明，国家大小并不影响它所属的收敛俱乐部，一国物质生活水平可达到的极限，取决于从底部支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在大小迥异的国家，该极限有可能是相似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能进行改进。一份1999年的研究表明，相比老一辈，中国新一代经理人更注重个性，这在长期将有助于鼓励创新；时至今日，那些年轻经理人无疑有许多正身居要位。不过，还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差异，使得中国民众在经济急剧增长结束后无法获得和西方一样的收入水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收入水平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尽管中国工人能获得最新的制造工具和技术，但如果没有和欧美同等的创业机会、透明的监管制度、有力的法律保护、高效的企业结构以及创新能力，其生产率仍无法同欧美工人相比。

　　在确定了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后，接下来再谈谈增长速度。一般来说，经济学家认为离目标越远的国家向上收敛的速度越快—换种说法就是，人均收入距本俱乐部的领跑者越远，增长速度越快。一份2003年的高盛报告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还会持续很久，在赶上本俱乐部的领跑者前至少还有40年。不过，对中国以及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加以仔细考量后，中国似乎会更早地进入稳定期，快速增长的年头不会持续那么久。

　　相比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现代化步伐要快得多。邓小平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绝大部分人口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多数农民的收入仅够勉强维生，这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在短短30年间，中国已转变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工厂。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复制技术的能力，同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即大规模的城镇化浪潮，农民进入迅猛发展的城镇务工，为整个世界生产廉价制成品，离开这一点，前面提到的技术将无用武之地。

　　不用奇怪，收敛效应和城镇化总是形影不离。当城市的机会并不比农村更好时，也就是说，当工厂的劳动力需求变得饱和，而农业的生产率获得大幅提升后，城镇化自然就会逐渐停止。举个例子，美国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工厂，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经济成熟期。战后的太空竞赛和欧洲人才流入为它提供了动力和条件，使之从一个超级制造业大国变成了技术和高端服务的领跑者。

　　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有46%的人口居住于城镇地区，在此前的10年中年均增长率为3%；1910~1960年间，美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左右，直到2/3的美国人居住于城镇中；1960~1980年间，美国的城镇化进程减缓，城镇人口和总人口的增长率相差无几。

　　同1910年的美国相似，2008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3%，年均增长率稍低于3%。雷同之处还有中国近年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丑闻，令人联想起美国作家厄普顿R26;辛克莱尔1906年的小说《森林王子》（The Jungle），该书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内幕，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怒火。美国民众于是发起了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商品安全的运动，同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正在做的一模一样。两国的工薪阶层都在变得更富有，诞生了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并开始维护自身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权利。

　　

本文摘自《全球经济12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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