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II）（1）

　　本部分是笔者完成的第二个灰色收入研究报告，发表于2010年6月份。该课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课题顾问：宋晓梧、石小敏。

　　本报告基于2009年对全国64城市四千多户城市居民家庭收支的调查数据，采用分组比较法和模型分析法，对城镇居民收入统计数据进行了检验。推算结果显示，占全国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家庭，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应为13.9万元，而不是统计数据显示的4.4万元。全国没有体现在居民收入统计中的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元，其中5.4万亿元可称为灰色收入；约2/3集中在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将隐性收入包括在内，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调整到65倍。

　　与笔者前一个报告推算的2005年居民收入相比，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增速明显快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隐性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灰色收入，与腐败密切相关，主要来源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和迅速膨胀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说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如不改变，最终会将社会引向发展停滞和严重危机。

　　为此，必须切实推进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一个政治上公开透明、民主和谐，经济上公平竞争的社会；形成一个在阳光下运作、行政管理有序高效的政府；也才能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公平、公正、持续发展的社会。

　　前言

　　2005~2006年，我们在全国各地几十个不同规模城市进行了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调查。在此基础上，2007年笔者发表了题为《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笔者推算我国在2005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有4.8万亿元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的隐性收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阶层。笔者认为这些隐性收入的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笔者通过对城镇居民分组收入数据进行校正，发现在包括了隐性收入后，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9倍扩大到了31倍；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1倍扩大到了55倍。这意味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比过去所普遍了解的情况更加严重。

　　该报告还根据家用汽车拥有量、商品住宅销售量、私人出境旅游的人次数以及银行存款的分布数据，从不同角度对居民收入（主要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估计，从而对上述推算结果进行了交叉验证。同时也对灰色收入的来源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体制上的缺陷造成的，因此迫切需要推进体制改革来解决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上述推算的方法和结果是否可信？经过几年之后，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于2009年再次组织进行了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采集的数据为2008年全年数据），并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研究分析。本报告就这次调查的范围、调查和分析方法以及研究结果进行陈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现象和所需要的应对措施。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陈述我们的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方法和样本分布情况。第二部分讲述分析方法，报告技术分析的结果。第三部分在调查数据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推算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真实水平和真实的收入差距。第四部分是对灰色收入来源的进一步分析。第五部分分析灰色收入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第六部分是本报告的结论。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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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