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和以色列（2）

　　我告诉她我正在考虑此事。以色列的报纸对此消息予以报道，一些主流通讯社也予以转载。

　　当我回到花旗位于纽约的总部时，我的一些同事对我在以色列设立机构的想法表示担忧。他们尤为担忧的是，此举可能会对我们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阿拉伯国家中，当时只有埃及和约旦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阿盟于1948年起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孤立，禁止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商务往来。当时阿盟对以色列的抵制仍旧强硬（如今，只有黎巴嫩和叙利亚还在坚持这样做），但我还是继续推进在以色列设立机构。

　　一年后，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获得了必需的董事会和监管机构批准，获准在特拉维夫设立第一家代表处。我计划参加于1995年4月在巴林举行的海湾经济论坛（GEF）。GEF是一个区域性论坛，致力于提升中东地区的商务和投资意向，是巴林政府和道琼斯德励财经共同建立起来的合资机构。此次论坛的大会主题为"中东金融的新日程"。我计划在此次论坛上公布在以色列设立机构的有关情况，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中东地区的同事，他们也表示担忧，理由同那些纽约同事的一样。但我觉得是时候了，应该让以色列接触更多的发展机会，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中东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在贝鲁特的机构将重新开张──由于黎巴嫩的长年内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关闭了在贝鲁特的机构──我认为当时确实是个机会。我一向认为，贸易开放之后，政治上的开放意愿将会随之而来。贸易、经济和政治，彼此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我想在此次论坛上公布花旗在中东地区网络拓展的计划，恰恰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能够说明我们需要促成中东地区更多的经济交往。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刚刚开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拉宾同阿拉法特在奥斯陆签订协议，这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机遇，人们可以借此推动中东地区的业务增长。（不幸的是，同年11月，拉宾因签署《奥斯陆协议》遇刺身亡，导致此前的乐观形势变得不明朗了。）忘掉来自我同事们的担忧，在以色列设立机构是正确的决策，对花旗银行和中东地区的人民来说，都是正确的。

　　当年4月份举办的那次论坛上，台下坐着大约400位研究阿拉伯世界问题的专家。在发表讲话的过程中，我谈到了需要有更多机会，推动海湾地区各经济体的发展，吸引海湾地区资本。我还提到花旗在贝鲁特的机构计划重新开业，同时宣布，本着卡萨布兰卡峰会的精神，花旗计划在以色列增设一家代表处。

　　卡萨布兰卡峰会的精神，指的是恢复邦交的精神；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对佩雷斯初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接着，我又谈到海湾国家流通股发生超额认购的情况，这说明中东地区的投资者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宣布花旗将在以色列设立机构。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发生。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就坐在听众席中。联合国前秘书长、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Waldheim）也在场。瓦尔德海姆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一名德国官员串通，美国不允许其入境。但最终，人们没有丝毫的负面反应。

　　论坛期间，我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银行家们聊了聊。他们对我说，我认为需要增进中东地区经济往来的观点，是现实而又大胆的，这最终将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尚未看到和平目标的实现。但毋庸置疑的是，和平解决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是我们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原则之一。

　　1996年2月5日星期一，花旗银行在以色列的代表处开业了。剪彩时，我再次强调了一年前在海湾经济论坛上说过的话，将此次开业称之为"对和平进程中，宏观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地区越来越稳定、商业机会越来越多的一种认可"。

　　花旗银行是第一家在以色列设立代表处的大型国际性银行。代表处成立后的主要职责是为能源行业的开发和供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承销以色列的私有化项目，推动以色列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雅各布-弗兰克尔认为，花旗在以色列代表处的开业是一个"重大事件"，将"有助于以色列落实其融入其他经济体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战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McDonough）也出席了代表处开业仪式。

　　三年后，我们获准在特拉维夫开设一家全功能分行。尽管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紧跟我们的步伐，但如今花旗仍是以色列最大、最盈利的外资银行。这说明，正如佩雷斯所言，银行的确要比坦克好，也说明了坚持按照自己相信的去做，就一定能够实现目标。

本文摘自《走向世界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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