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面临的挑战（2）

　　在一定程度上，福特基金会的这份报告也是预示了美国经济和经济研究方面所发生的大范围的变化。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公司及其代表(这些公司的白领管理者)已经在大众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到1954年，大约有27％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归为白领工作。 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一书(1951)和威廉-怀特的社会学研究专著《组织人》一书(1956)都将公司管理者描写成是墨守成规的官僚式人物，时刻表现出对现代商业的巨大控制力的畏惧。罗德-瑟林的获奖电影《模式》(1956)和《穿灰色法兰条绒的人》”(1957)等作品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人的深切担忧，担忧公司生活对人们及其家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人们开始质疑管理工作和公司环境的性质：难道这些新一代的白领工人都变成只知点头哈腰，完全失去灵魂，为了一点金钱上的收获而自愿牺牲自我和道德的“好好先生”了吗？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真的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不仅改变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且改变工人们的态度。

　　与此同时，关于管理的研究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德鲁克的《管理实践》一书(1954)将管理学作为一门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学科单独提出来了，而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其他一些人则将行为心理学运用到对工作的研究中。在经济学领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后来，利用数学模型和量化手段来评估人的决策和行为的做法日益占上风。肯尼斯-阿罗关于一般均衡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数学模型来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的决策。由此，就像大众文化反映了商业的世界是缺乏人的尊严和诚信的一样，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大师展示了一个冷静乃至冷漠的世界，其立论的依据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所做出的理性决策。

　　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促进了美国商学院的变革。商学院的教授像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一样，追求越来越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试图建立其学术可信度。多数大商学院(除了继续推行著名的案例教育法的哈佛)的课程设置都遵循一定的模式；到1970年，人们已经能够描述出所谓“典型”的MBA课程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但是，正如库拉纳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通过标准化的学术导向的课程来培养专业管理者的方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由于过度聚焦理性决策，商学院丧失了专业主义的原创精神，这种精神“总是通过将掌握某种知识与坚守正式或非正式的某种行为准则甚至是更根本的服务理想相结合而实现的。”换句话说，过分强调定量方法和管理科学，有将人文学科的理想之树连根拔起之虞。人的因素在管理中就此失落。

　　在许多美国公司的架构和管理中，这一点已然彰显。随着战后各大公司不断扩张并开展多元化经营的环境下，这些公司在权力集中和权力下放两种模式反复进行程度各异的尝试。当这些公司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多样化之后，其管理者也越来越依赖财务统计和信息系统来掌控日常运营活动。事实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形成的众多超大型公司完全违背了常规的管理智慧，它们只能从财务基础上找到存在的理由。这些公司在战后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寻求新的投资机会，纷纷到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之外去发现收购兼并的可能性。德事隆集团(Textron)就是如此形成的第一家超大型联合企业，旗下拥有武器制造公司、高尔夫车制造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快速消费品公司。对照十九世纪晚期强调发展供应网络、完善分销系统或者是减少竞争的企业合并浪潮，新的这次合并浪潮所形成的公司，其旗下各个业务毫不相关，分处完全不同的市场、针对完全不同的顾客群体。公司四处寻找能把“现金牛”所带来的资金投出去的新机会，因而使得其投资决策完全基于对财务收益的预测。管理学理论家也一味地强调所谓的决策模型、系统理论和战略规划。在福特汽车公司，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及其手下的“神童”将合理化改革和统计分析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尽管德鲁克和其他人一直强调人的因素性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仍是分析型管理者为王的年代。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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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