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石油联合开采——和局
在中哈线、中亚天然气线、中俄石油支线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海军第一次在中国的能源战略中出现身影，便是春晓油田外的巡逻军舰和到索马里打海盗为油船护航的中国海军。
东海石油开发问题并不是一个老问题。只是在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石油第二大进口国后，突然之间热了起来。争执焦点就是中国在东海大陆架上开采春晓、天外天等几个海上油田后，日本认为这些油田在他们划定的日本海底范围内。双方为此在2004~2006年经过了强烈的外交与舆论拉锯战，并一度引发了中国“新左”年轻群体对于日本的抗议与抵制。
我们可以定论，2005年10月后的中日东海石油开发博弈，最终是和局；此结果一脉传承于当时的国家能源战略，是中国强硬外交部署下的一个最终和局。
国家间在“政冷”的背景下，有时反而能达成经济谈判果实，这是基辛格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5月，中日就东海石油问题开始了一年多的外交谈判，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此规格和形式的谈判尚不多见。中日那次谈判在速度上比较快，能够看得出，那不是在谈一个开发石油的问题，而是寻求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一个较好的样本。
那时，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让美国人和日本人感到害怕，中国在海外四处寻找油源，尤其是一部分油源是美国的民主观下的“敌占区”，美国保守派认为这是一种亚洲集权国家崛起后的挑战。随后的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对于美国人价值观的震动是巨大的。在石油利益上，美国与日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以警惕的思维盯着中国的石油寻找。在东海石油问题的背后同样的问题不是石油问题，而是一种能源警惕。
石油问题从语法上又改写了中国外交的表述方式，经济外交的整个语境形成实际上在2000年后才慢慢地在实践与理论上有了初步的支撑。
从线索上分析，中国在东海石油外交上是空前强硬的。当时，中国打的是民族主义的牌，这种牌出牌容易，摊牌难，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石油外交需要强硬，但在政治上不能走入极端。东海石油问题的和解，按照外交部发言人秦钢的说法，是日本回到了中国的共同开发的原则上来。
东海春晓油田附近的钻探一直伴随着中国军舰的出没。人们本认为双方会有更激烈冲突。其实在能源这种战略问题上，强硬的背后往往是灵活，一来可以试底线，二来可以试反应。允许这样的外交试验。
日本在那件事情上舆论打得猛，但事实准备得很仓促。日本是很晚才由国会授权帝国石油来开发东海石油的，并只走了一个法律上的形式。当时，日本的测量船须在北欧求购，准备工作根本没有中国足。中国在外交上是有主动权的。
如果纯粹考虑石油问题，中国的战略方向是大陆石油供应，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因为陆上石油可控性强。再加上后来的4大石油基地开始储油和经济放慢速度，欧美对于中国的石油恐惧减少了。因此，从能源技术问题上看，东海并不是决定性的一局。共同开发东海石油，实际上是降低了中日政治间的板块冲撞力，于双方都是有益的结果。
借用复旦谢百三教授的一句话，此事化解了台独嚣张，为中国的开明盛世赢得了时间；同样在美国把战略从西亚掉头指向中国时，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谈判结果，同样延长了中国加快发展的时间表。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
东海石油开发问题并不是一个老问题。只是在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石油第二大进口国后，突然之间热了起来。争执焦点就是中国在东海大陆架上开采春晓、天外天等几个海上油田后，日本认为这些油田在他们划定的日本海底范围内。双方为此在2004~2006年经过了强烈的外交与舆论拉锯战，并一度引发了中国“新左”年轻群体对于日本的抗议与抵制。
我们可以定论，2005年10月后的中日东海石油开发博弈，最终是和局；此结果一脉传承于当时的国家能源战略，是中国强硬外交部署下的一个最终和局。
国家间在“政冷”的背景下，有时反而能达成经济谈判果实，这是基辛格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5月，中日就东海石油问题开始了一年多的外交谈判，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此规格和形式的谈判尚不多见。中日那次谈判在速度上比较快，能够看得出，那不是在谈一个开发石油的问题，而是寻求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一个较好的样本。
那时，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让美国人和日本人感到害怕，中国在海外四处寻找油源，尤其是一部分油源是美国的民主观下的“敌占区”，美国保守派认为这是一种亚洲集权国家崛起后的挑战。随后的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对于美国人价值观的震动是巨大的。在石油利益上，美国与日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以警惕的思维盯着中国的石油寻找。在东海石油问题的背后同样的问题不是石油问题，而是一种能源警惕。
石油问题从语法上又改写了中国外交的表述方式，经济外交的整个语境形成实际上在2000年后才慢慢地在实践与理论上有了初步的支撑。
从线索上分析，中国在东海石油外交上是空前强硬的。当时，中国打的是民族主义的牌，这种牌出牌容易，摊牌难，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石油外交需要强硬，但在政治上不能走入极端。东海石油问题的和解，按照外交部发言人秦钢的说法，是日本回到了中国的共同开发的原则上来。
东海春晓油田附近的钻探一直伴随着中国军舰的出没。人们本认为双方会有更激烈冲突。其实在能源这种战略问题上，强硬的背后往往是灵活，一来可以试底线，二来可以试反应。允许这样的外交试验。
日本在那件事情上舆论打得猛，但事实准备得很仓促。日本是很晚才由国会授权帝国石油来开发东海石油的，并只走了一个法律上的形式。当时，日本的测量船须在北欧求购，准备工作根本没有中国足。中国在外交上是有主动权的。
如果纯粹考虑石油问题，中国的战略方向是大陆石油供应，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因为陆上石油可控性强。再加上后来的4大石油基地开始储油和经济放慢速度，欧美对于中国的石油恐惧减少了。因此，从能源技术问题上看，东海并不是决定性的一局。共同开发东海石油，实际上是降低了中日政治间的板块冲撞力，于双方都是有益的结果。
借用复旦谢百三教授的一句话，此事化解了台独嚣张，为中国的开明盛世赢得了时间；同样在美国把战略从西亚掉头指向中国时，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谈判结果，同样延长了中国加快发展的时间表。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