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发热症

　　宪政经济是基于国家宪法意义下的经济行为透明化与合法化，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博弈中，效率化的最有效手段。以行政手法取代政治手法，以宪法路径取代行政路径，首先应在经济领域实现宪政管理。

　　“9-11”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即使2003年出现了“非典”疫情，“非典”过后经济再度猛涨如虎。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在经济战略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对人民币主动重估；二是没有警惕过度的重商主义。这两个错误使得2004年之后的经济过热杠杆化难以控制。

　　经济过热的杠杆支点是中国需求，杠杆物是大宗商品，杠杆者是欧美投行。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世界工厂发热的背后是全球商品牛市，而商品牛市的背后是美国的金融过度杠杆化造成的一个资本“核动力源”。那时的经济逻辑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经济要降温，人民币就要升值；人民币要升值，热钱就要进来；热钱多了，经济还要过热。中国经济反反复复在这样一个逻辑中旋转，直到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货危机的征兆开始出现。

　　一个西方语境中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后要受到特别因素的制约。中国在成为全球工厂的成长中，出口压倒性地超过了内需，但中国的国家力量无法掌握全球原材料与能源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印度洋的石油运输安全还是中亚的石油管道谈判；无论是澳洲的铁矿石还是非洲的资源，一个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中国，很难把软实力转变为有效的话语权，这种局面在2005~2007年达到了高潮。

　　2010年，《求是》杂志发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一篇文章《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此文被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罕见地全文转发，并视做未来中国新领导层对于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在这篇文章中，李克强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中称，“应当看到，外需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其变化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此文正是对世界工厂模式的一种反思。

　　回顾一下自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中的10年，中国的经济过热是在为全球生产的大语境下而渐渐走向被动的。这种转变增长方式可以看做为未来10年对于“世界工厂”的一种“再平衡”。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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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