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公案”（1）

　　国企产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组其发展路径可简单概括力：在2004年前推进改革的时候，国企产权改革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2004年后反思改革的时候，又从一个技术问题重新变回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2004年的“郎顾公案”渐渐远去，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水岭式影响却刚刚开始。

　　过去的10年中，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国经济学界思想大论战，它的余波甚至今天还没有散去。2010年，当顾雏军在监狱里为6年前偷盗国资的罪行服法的时候，郎咸平的边际名声也在陡然下降，一个证据是：机场里讨论企业财务问题与吓唬中国人神经的、标题拳头般大的书，多数是郎咸平的。标题字大，反映着思想的流行性特征，这种观点来得猛却往往走得快。

　　2004年时，这个人正是以拳头大的字体无意中一脚踏进中国政治与经济论战的漩涡。站在历史的角度观看当时的那场论战，不得不佩服郎咸平，他的舆论操控水平远远高于他的学术水平。大陆经济学界的思想斗争从这一年开始，因为这个台湾人而出现一次历史性激荡。经济学界的主流人物悉数到场：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张文魁、赵晓、张春霖、陈清泰、刘纪鹏、樊纲、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孙立平……历史给了他们一个最大迎角的讨论广场，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正是在这一次论战后放慢速度。更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是：这一事件后，“新左”作为一个新思想群体获取了它的舆论合法性。

　　朱镕基政府20世纪90年代推动的公司结构治理的小阳春——“国退民进”，到2004年的“郎顾公案”后，这一思想开始小步调整，变成了金融危机前后的“国进民退”。这一变化可以看做黄金十年中，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关节点之变。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证明，在这一事件背后国有企业发生了什么改变。用“百度指数”搜索“国企改革，国进民退”这两组词语的对比关系时，人们会看到：“国企改革”这一词语的媒体关注度在不断地下降，到2008年后几乎降到了地平线下；而在2009年，“国进民退”的媒体关注度则压倒性地超过了前者。

　　“郎顾公案”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氛围，将学术争鸣（半争鸣、半斗争状态）引入游戏规则的同时，也使之在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上公开化。这是互联网介入中国重大思想论战上的一个好案例。人们发现，在愤怒青年的票决式“舆论”攻势下（博客、BBS等各种社区与门户网站的新闻议程设置），原来平等的精英学术商谈环境完全改变，精英的争鸣变成了精英和大众的网络对战。精英联盟和他们的传统媒体战场在电子媒体的“舆论”层面上完全处于弱势。这场论战的传播学贡献，我们在2012年来评价的时候会发现，它给出了重大学术讨论与批判性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一个意识形态仍然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下，“郎顾公案”揭开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之争，基本上关闭了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公开讨论；它也在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强势发展中，使“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首次找到了一个对战的机会与环境。两种共识的高潮则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资本论》在欧洲、美国的热销和中国良好的经济恢复态势，为“北京共识”作出了注解。

　　至少从2004年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北京共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加分，而“华盛顿共识”则不断被减分。我们并不能据此评判某一种共识的正确性，但“北京共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思想如同历史的钟摆，每隔几年就会交换一下位置。“郎顾公案”把历史的钟摆从改革年代摆向反思年代，无论是对于改革路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无论对于新左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还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都有巨大的影响。它早已超出郎咸平和顾雏军这两个人，成为21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精彩一章。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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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