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公案”（3）
2006年3月7日，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发表观点:中国310家国企海外上市,致600亿美元的国资流失。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全国不少报刊将之设置于头条位置上,以迎合不断暗流涌动的情绪化民粹主义对于中国改革的批判。那时，我正在报社值夜班，一位头版的编辑问我,此论可上头条否?我说,纪氏言论固然骇人听闻,够得上是一条新闻,但从把关人的角度看,此论的头条位置会伤害真理的传播，并加剧当时讨伐国企产权改革的气氛。随后，香港《 信报财经新闻》用了二版大头条来刊发纪宝成的观点,但文章末尾用春秋笔法，通过引述柳传志的观点,微妙回应纪宝成文章的技术性论据失误。
柳传志先后两次对香港报纸表示：他不赞成纪宝成的观点。
对于不愿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的商人柳传志来说，这已经是最厉害的批评了。柳传志对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的记者说，他不同意纪宝成的观点，因为大陆的股市是一个非全流通的股市，海外的股市是全流通的，两者不可对等比较。这实际上是在技术上指出纪宝成的一个错误。
柳传志绵里藏针式地批评道，联想在海外上市，单就引进策略股东给这家公司的领导人思想上的启发，“令联想管理层大开眼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接着说，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引入新主人来管理，收益不浅，如果国有银行不在海外上市，只是不断地剥离坏账，那才是一个灾难。
柳传志继续对香港记者说：纪宝成发言时，他在现场，他不赞同纪宝成的观点，他本来想与纪宝成讨论一下的。世界经济的互动已成潮流，只要不涉及国家命脉，在海外上市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柳传志的联想不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有效的股权制度创新与海外上市，也许今天就没有这个公司了，何来收购IBM并成为中国真正的跨国公司？在倒算海外上市账的背景下，吴敬琏们、柳传志们、中国移动们这些人比较委屈地成为一个错误的制造者了。
香港京华山一的老总刘梦熊用了“荒唐之极”来评论纪宝成的观点。刘是香港资本市场的意见领袖。3月9日，《 北京晨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左小蕾的文章，从股市的常识角度解释了纪宝成观点中的一些技术性错误。这是一个情绪传播的年代，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对于纪宝成论点的技术性错误的指摘发出后，一波又一波的清算海外上市公司的声浪在博客与论坛里不断涌现。
纪宝成对于国企海外上市的诉求认识不明晰，这其实是中国特定年代的特定价值诉求。90年代初，中国想让世界认识我们，于是一批国企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洋务运动先锋出去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美元奇货可居的年代，我们对于资本的渴求又卖出了一批公司；2000年后，我们想让很多公司通过上市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多元的管理。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不能因为后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很高，热钱大量涌入，而认为过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国企海外上市融资，引入资金和引入治理结构，是中国当时的一种创新精神。资本市场是此一时彼一时，签了合同就是交易，要愿赌服输，不能倒算账。中国联通2000年上市时，IPO 创下亚洲纪录，那时是移动通信概念飞扬的年代；2002年，庞大的中国电信的为了给“十六大”献礼，急着在香港上市时，才拿到了113个亿。联通是贵卖，中国电信是贱卖，做专卖的事情，合同一签，愿赌服输，哪有十几年后还倒算账的事情？
某些人的观点对于这个国家那时正在推进的改革是一种思想反拨。那种哗众取宠式的放炮，在当时的情绪化民粹主义浪潮中，往往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刀枪不入、一尘不染的民族主义者，但对于知识界中理性的商讨则是有害的一件事情。情绪性观点的传播方式几乎是一种传染，对于改革的倒算账是既得利益收成较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禽流感，一旦染上，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自负，迅速传染为一种高尚的偏见。
从国企业产权改革扩大开来的对于这个国家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与开放的反思，在2005~2006年时走上了矫枉过正的路径。危险的情绪几乎是一种现代李自成的平等观。从中国有明一代以降，海禁开了关，关了开，到清代的海禁关了开，开了关，再到洋务运动时的放开与收缩，最后到十年动乱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个国家面对外部总是在得与失之间犹豫，在选择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票决间犹豫不决。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全国不少报刊将之设置于头条位置上,以迎合不断暗流涌动的情绪化民粹主义对于中国改革的批判。那时，我正在报社值夜班，一位头版的编辑问我,此论可上头条否?我说,纪氏言论固然骇人听闻,够得上是一条新闻,但从把关人的角度看,此论的头条位置会伤害真理的传播，并加剧当时讨伐国企产权改革的气氛。随后，香港《 信报财经新闻》用了二版大头条来刊发纪宝成的观点,但文章末尾用春秋笔法，通过引述柳传志的观点,微妙回应纪宝成文章的技术性论据失误。
柳传志先后两次对香港报纸表示：他不赞成纪宝成的观点。
对于不愿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的商人柳传志来说，这已经是最厉害的批评了。柳传志对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的记者说，他不同意纪宝成的观点，因为大陆的股市是一个非全流通的股市，海外的股市是全流通的，两者不可对等比较。这实际上是在技术上指出纪宝成的一个错误。
柳传志绵里藏针式地批评道，联想在海外上市，单就引进策略股东给这家公司的领导人思想上的启发，“令联想管理层大开眼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接着说，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引入新主人来管理，收益不浅，如果国有银行不在海外上市，只是不断地剥离坏账，那才是一个灾难。
柳传志继续对香港记者说：纪宝成发言时，他在现场，他不赞同纪宝成的观点，他本来想与纪宝成讨论一下的。世界经济的互动已成潮流，只要不涉及国家命脉，在海外上市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柳传志的联想不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有效的股权制度创新与海外上市，也许今天就没有这个公司了，何来收购IBM并成为中国真正的跨国公司？在倒算海外上市账的背景下，吴敬琏们、柳传志们、中国移动们这些人比较委屈地成为一个错误的制造者了。
香港京华山一的老总刘梦熊用了“荒唐之极”来评论纪宝成的观点。刘是香港资本市场的意见领袖。3月9日，《 北京晨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左小蕾的文章，从股市的常识角度解释了纪宝成观点中的一些技术性错误。这是一个情绪传播的年代，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对于纪宝成论点的技术性错误的指摘发出后，一波又一波的清算海外上市公司的声浪在博客与论坛里不断涌现。
纪宝成对于国企海外上市的诉求认识不明晰，这其实是中国特定年代的特定价值诉求。90年代初，中国想让世界认识我们，于是一批国企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洋务运动先锋出去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美元奇货可居的年代，我们对于资本的渴求又卖出了一批公司；2000年后，我们想让很多公司通过上市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多元的管理。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不能因为后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很高，热钱大量涌入，而认为过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国企海外上市融资，引入资金和引入治理结构，是中国当时的一种创新精神。资本市场是此一时彼一时，签了合同就是交易，要愿赌服输，不能倒算账。中国联通2000年上市时，IPO 创下亚洲纪录，那时是移动通信概念飞扬的年代；2002年，庞大的中国电信的为了给“十六大”献礼，急着在香港上市时，才拿到了113个亿。联通是贵卖，中国电信是贱卖，做专卖的事情，合同一签，愿赌服输，哪有十几年后还倒算账的事情？
某些人的观点对于这个国家那时正在推进的改革是一种思想反拨。那种哗众取宠式的放炮，在当时的情绪化民粹主义浪潮中，往往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刀枪不入、一尘不染的民族主义者，但对于知识界中理性的商讨则是有害的一件事情。情绪性观点的传播方式几乎是一种传染，对于改革的倒算账是既得利益收成较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禽流感，一旦染上，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自负，迅速传染为一种高尚的偏见。
从国企业产权改革扩大开来的对于这个国家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与开放的反思，在2005~2006年时走上了矫枉过正的路径。危险的情绪几乎是一种现代李自成的平等观。从中国有明一代以降，海禁开了关，关了开，到清代的海禁关了开，开了关，再到洋务运动时的放开与收缩，最后到十年动乱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个国家面对外部总是在得与失之间犹豫，在选择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票决间犹豫不决。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