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语法体系（1）

　　自19世纪末期的中国洋务运动到21世纪初，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的语法体系对接只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21世纪初，与西方基本上同步加入了WTO。

　　尤其是使用统一的全球经济语法体系——WTO，帮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跨越了冷战后在政治上被划入边缘国家的事实，合法化地与全球经济交往。这样的语法与理论待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在中国未来10~20年的社会改革中的意义是：不但帮助政治的革新建筑了全球统一标准的经济基础，而且为未来的社会改革可能出现的阵痛准备了逻辑结构严密的全球化发展思路。一个有趣的类比是：后世的学者在研究公元前的秦国大一统时，把车同轨、书同文的标准化体系视为最伟大的历史遗产。那么在这个世纪初研究中国的发展时，一个在历史上一向建立陆权思维的封闭式中央集权国家，加入WTO正是为全球化的“车同轨、书同文”所作的历史性准备。

　　就WTO这个组织本身的演进来看，它仿佛把最好的一段发展时光给了中国，这段时光就是20世纪最后几年的时光；随后就是“9-11”事件，再往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及气候大会，无论是WTO还是全球化，它的底气最强的时候正是中国成为它的成员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历史框架中能够对WTO看得更清：第一步，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化在欧美世界重新进入一个上升期，到了70年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为这次贸易思想运动的一个果实；第二步，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并不只是一开始就是自由贸易的推动者，他们断断续续在1980~1990年共识了WTO并陆续加入这一组织；第三步，WTO是一步一步将工业、服务业、农业纳入一个全球框架来讨论的，甚至农业的框架在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年后仍然没有看到一个成果。

　　在WTO的历史框架下，国家间的思考成果惊人地同步：90年代初开始，全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对于集体主义经济的纠正，印度开始放弃国家对于企业与行业的发展控制，中国则在“南巡谈话”后，解放了经济意识形态与庞大的农村劳动力；90年代末，全世界的电信私有化运动都开始了，拆分中国电信是那时的整个潮流中的一个案例；而欧美很多国家的外汇管制取消，也只是起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只是将历史的距离向后退10~20年，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90年代的那股新空气中，是如何与发达国家的广义宪政经济（包括适用于全球经济组织的制度）看齐的。

　　在朱镕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购得了WTO的俱乐部门票。这一天，这个今天仍然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 的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向往外面的世界，一个年轻的开放经济体，可以不在乎旧的生产关系枷锁。WTO是全球化的经纪人，中国不仅一扫历史性自卑，而且对于自由市场的工业大生产方式有了自己土地上的亲身实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据统计，中国2001年底刚一入世，WTO的规范制度就热卖掉了200多万册。

　　那时，中国这个年轻的经济体在美国的身后向它前面庞大的对手要求购买这张票，这个年轻的经济体上升中的健康而纯真的素质几乎一致获得了强有力的国际舆论支持。“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追赶者的一种语言策略，并坚定地答应了对手的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金融与农业这样敏感的领域。甚至相比而言，农业领域是全世界的WTO谈判中最难的地方，恰恰是邓小平在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使中国在农产品谈判中作出了巨大让步，愿意为美国的柑橘、小麦、玉米打开中国庞大的市场。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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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