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2）

　　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也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因而面对的风险就越大。根据风险的来源，一个企业独有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倾向于使用成熟的技术对成熟的市场生产成熟的产品。此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来源是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管理才能风险。当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企业往往发明新技术，以向新市场生产新产品。此时除管理才能风险以外，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的风险。因此，虽然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和企管理能力风险都影响企业的总体风险，但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因产业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随着企业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对基础设施（包括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的要求也发生变化。倘若基础设施无法同时改善，各个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Leibenstein（1957）讨论过的X-低效率（x-inefficiency）问题。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随着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变化，使其产业结构偏离原来发展阶段下的最优产业结构。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 ，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 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表现形式是工资和利润）。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中越来越有竞争力。

　　企业关注的是利润。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Lin, 2009a; Lin and Chang, 2009）。因此，不管在哪个发展水平上，市场都应被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并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以及能够进入这类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产业，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在每个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相关产业），而不用自己将技术研发重新来过（Krugman, 1979; Gerschenkron, 1962）。正是这种利用已臻完善的技术进入现有产业的做法，让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维持了年均8-10%的GDP 增速。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也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性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为了应对这种挑战，需要多个企业之间的自发协调，而这种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进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进，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

　　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企业的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个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这就需要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Rodrik 2004; Lin 2009a; Lin and Monga 2011; 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 2010)。

本文摘自《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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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林毅夫编著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