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经济学思潮和发展经验的简要回顾（2）
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技术扩散是如何发生的，技术扩散是如何带来或维持接受国的经济增长的，以及为什么技术没有扩散到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回答这些重要问题，人们近年来考虑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可能性(Jones 1998;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Glaeser and Shleifer 200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取得了进步。然而，在识别用以维持和加速某些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方面，经济增长研究仍面临方法论上的重大困难和挑战。在发展经济学的这一研究领域，理论进展非常缓慢。Rosenstein-Rodan 1943年的一篇论文将发展问题带入了这一学科的前沿。这篇论文表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取决于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的互动。具体而言，它认为，只要市场大到能够让现代生产方法的高效率足以弥补高工资所带来的成本，现代生产方式就会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更有效。但是，市场规模本身又取决于这些现代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因此，如果现代生产方式被大规模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是自我加强且自我维持的。反之，经济将被无限期地困于贫困陷阱中。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Chang 1949; Lewis 1954; 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这些研究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这些早期的发展理论认为，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手段 (Rosenstein-Rodan 1943; Nurkse 1953; Hirschman 1958)。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的经济窘境和贸易条件恶化，以及Prebish（1950）及Singer（1950）的文章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长期的，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独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
但是，在许多国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失败了。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情形，这些国家那时采取的发展战略中，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是其关键特征。许多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未能实现充满活力的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违背了由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顾国内资本的稀缺，去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了实施这种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护优先部门中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Lin 2009a; Lin and Li 2009)。
保护这些不可持续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它成本：（1）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强化了激励结构的扭曲，使得经济的消费组合未能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率；（2）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强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着紧密的联系；（4）带来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进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Krueger 1974; Krugman 1993)。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被加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都对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出现了，并反驳了结构主义关于如下论断的理论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林毅夫编著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Chang 1949; Lewis 1954; 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这些研究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这些早期的发展理论认为，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手段 (Rosenstein-Rodan 1943; Nurkse 1953; Hirschman 1958)。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的经济窘境和贸易条件恶化，以及Prebish（1950）及Singer（1950）的文章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长期的，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独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
但是，在许多国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失败了。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情形，这些国家那时采取的发展战略中，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是其关键特征。许多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未能实现充满活力的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违背了由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顾国内资本的稀缺，去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了实施这种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护优先部门中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Lin 2009a; Lin and Li 2009)。
保护这些不可持续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它成本：（1）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强化了激励结构的扭曲，使得经济的消费组合未能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率；（2）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强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着紧密的联系；（4）带来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进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Krueger 1974; Krugman 1993)。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被加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都对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出现了，并反驳了结构主义关于如下论断的理论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本文摘自《新结构经济学》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林毅夫编著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