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每个人的幸福经济学
关于幸福的话题十分热门。美国的校园到处都在研究幸福，似乎每个人都在讨论幸福，甚至包括经济学家。2010年，联邦储蓄局主席本-伯南克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题目是：幸福经济学。
伯南克指出，GDP无法准确地衡量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并且警告学生毕业之后不要只关心赚钱。“仅仅有钱是不够的，”他说，“如果你们只是为了金钱而接受一份高薪工作，而且这份工作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压力，让你们没有时间和家人相处，那么你们就会离幸福越来越远。”
在过去一年半里，关于幸福的书籍和文章大约出版了27000本。有些书籍如德雷克-博克的《幸福的政策》中肯、全面、深刻；而有些书籍或文章如亚瑟-布鲁克斯的《国民幸福总值》不仅充满了空想意味，而且内容十分肤浅。布鲁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显示，虽然政府很重要，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它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强制性的……随着GDP的提高，政府不断强大，而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日益缩减。”
真的吗？布鲁克斯的“数据”似乎没有包括大多数的幸福研究结果，也没有提到盖洛普的调查结果（高税收的北欧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布鲁斯-巴特利特是一个保守派，就连他都承认“有人可能认为最幸福的国家是低税收的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幸福的国家都是高税收国家”。丹麦人支付的税收占GDP的49%，芬兰占43%，荷兰占39%，瑞典占49%。而美国支付的税收仅占总收入的28%。
此外，布鲁克斯认为高税收降低了幸福感。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税收是历史上最低的，但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抑郁症反而越来越多。布鲁克斯还认为，那些促进时间平衡的政策（包括减少工作时间）实际上也降低了幸福感，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工作时间更长一点，而不是更短”。尽管拥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对于幸福十分重要，但是只要你查看一下盖洛普每日幸福调查，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希望增加工作时间：根据美国人民的评估，他们在周末的时候比工作日快乐20%（假日期间更加快乐）。这真是令人惊讶！有意思的是，盖洛普每日调查使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并根据美国人在推特网（Twitter）和脸谱网（Facebook）上的使用的字眼来分析他们的幸福感。
除了失业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问卷调查都显示美国人希望增加休闲的时间。布鲁克斯的观点和这些结果大相径庭。200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9%的美国人支持法律强制带薪休假，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法律强制带薪事假，超过80%的人支持法律保障的带薪病假。
几乎所有的幸福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和布鲁克斯的相反，但是布鲁克斯似乎下定了决心向大家灌输他的幸福空想理论，试图说服大家政府这些年实施的经济政策都是好的。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讨论布鲁克斯提出的论点和政策（有些观点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大多数政策我们已经尝试过，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并不合格。尽管如此，亚瑟-布鲁克斯也明白GDP无法衡量生活满意度：“经济增长无法而且永远不能直接衡量我们的幸福。如果我们一味地关注GDP，而不去关注它和文化、价值之间的协调和互动，那么它就无法提升我们的国民幸福总值。事实上，这样可能还会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
我们太赞成这个观点了！
心理学家知道哪些行为能够让人更加幸福，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提升幸福感呢？我们必须多多关注时间平衡、安全感和社会联系。作为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参与社区活动，共建互相信任的关系；我们不该一味地追求收入的增加，而是应该学会慷慨待人。作为员工而言，我们不该总想着加工资，而是应该向老板要求多放假。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身外之物越少，债务越少，压力越小，时间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好。我们可以在社区建立互动的场所，比如农贸市场，人们在农贸市场互相沟通的概率是超市的10倍。我们可以向丹麦学习，在城市里设计那些能够促进社会联系的场所，而不是盲目地扩建城市。想要知道更多的建议，请继续往下看……
与此同时，让我们抛开GDP，看看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
为什么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却仍不快乐？为什么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压力都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而贫富差距却日甚一日？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幸福指数却不断下降……
约翰-格拉夫和戴维-巴特克在本书中引导读者思考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经济到底为了什么？继而给出了一个适合所有经济制度的简单目标：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最长久的幸福。同时，他们驳斥了人们对GDP的盲目崇拜，然后循序渐进地从专业角度阐述了生活品质、安全感、社会公正、幸福、时间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即如何让经济增长促成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医疗保健、退休保障、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改善，从而创建一个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伯南克指出，GDP无法准确地衡量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并且警告学生毕业之后不要只关心赚钱。“仅仅有钱是不够的，”他说，“如果你们只是为了金钱而接受一份高薪工作，而且这份工作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压力，让你们没有时间和家人相处，那么你们就会离幸福越来越远。”
在过去一年半里，关于幸福的书籍和文章大约出版了27000本。有些书籍如德雷克-博克的《幸福的政策》中肯、全面、深刻；而有些书籍或文章如亚瑟-布鲁克斯的《国民幸福总值》不仅充满了空想意味，而且内容十分肤浅。布鲁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显示，虽然政府很重要，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它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强制性的……随着GDP的提高，政府不断强大，而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日益缩减。”
真的吗？布鲁克斯的“数据”似乎没有包括大多数的幸福研究结果，也没有提到盖洛普的调查结果（高税收的北欧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布鲁斯-巴特利特是一个保守派，就连他都承认“有人可能认为最幸福的国家是低税收的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幸福的国家都是高税收国家”。丹麦人支付的税收占GDP的49%，芬兰占43%，荷兰占39%，瑞典占49%。而美国支付的税收仅占总收入的28%。
此外，布鲁克斯认为高税收降低了幸福感。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税收是历史上最低的，但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抑郁症反而越来越多。布鲁克斯还认为，那些促进时间平衡的政策（包括减少工作时间）实际上也降低了幸福感，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工作时间更长一点，而不是更短”。尽管拥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对于幸福十分重要，但是只要你查看一下盖洛普每日幸福调查，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希望增加工作时间：根据美国人民的评估，他们在周末的时候比工作日快乐20%（假日期间更加快乐）。这真是令人惊讶！有意思的是，盖洛普每日调查使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并根据美国人在推特网（Twitter）和脸谱网（Facebook）上的使用的字眼来分析他们的幸福感。
除了失业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问卷调查都显示美国人希望增加休闲的时间。布鲁克斯的观点和这些结果大相径庭。200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9%的美国人支持法律强制带薪休假，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法律强制带薪事假，超过80%的人支持法律保障的带薪病假。
几乎所有的幸福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和布鲁克斯的相反，但是布鲁克斯似乎下定了决心向大家灌输他的幸福空想理论，试图说服大家政府这些年实施的经济政策都是好的。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讨论布鲁克斯提出的论点和政策（有些观点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大多数政策我们已经尝试过，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并不合格。尽管如此，亚瑟-布鲁克斯也明白GDP无法衡量生活满意度：“经济增长无法而且永远不能直接衡量我们的幸福。如果我们一味地关注GDP，而不去关注它和文化、价值之间的协调和互动，那么它就无法提升我们的国民幸福总值。事实上，这样可能还会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
我们太赞成这个观点了！
心理学家知道哪些行为能够让人更加幸福，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提升幸福感呢？我们必须多多关注时间平衡、安全感和社会联系。作为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参与社区活动，共建互相信任的关系；我们不该一味地追求收入的增加，而是应该学会慷慨待人。作为员工而言，我们不该总想着加工资，而是应该向老板要求多放假。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身外之物越少，债务越少，压力越小，时间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好。我们可以在社区建立互动的场所，比如农贸市场，人们在农贸市场互相沟通的概率是超市的10倍。我们可以向丹麦学习，在城市里设计那些能够促进社会联系的场所，而不是盲目地扩建城市。想要知道更多的建议，请继续往下看……
与此同时，让我们抛开GDP，看看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
本文摘自《经济到底为了什么》
为什么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却仍不快乐？为什么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压力都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而贫富差距却日甚一日？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幸福指数却不断下降……约翰-格拉夫和戴维-巴特克在本书中引导读者思考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经济到底为了什么？继而给出了一个适合所有经济制度的简单目标：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最长久的幸福。同时，他们驳斥了人们对GDP的盲目崇拜，然后循序渐进地从专业角度阐述了生活品质、安全感、社会公正、幸福、时间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即如何让经济增长促成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医疗保健、退休保障、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改善，从而创建一个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续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