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尔斯特到非洲（5）
在校内，我是橄榄球队的球员，身高已经达到了六英尺五英寸。在体育方面，我最喜欢橄榄球，这项运动对我的团队精神和生活勇气的培养都有很大的有处。每到冬季，我们就在整个南非打巡回比赛，球员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今天，只要到了南非，我依然尽可能要见一见当初的老队友。
在那里，我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准备将来做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要取得社会福利工作者的资格，必须做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行。比如，我会被派到开普敦的贫民窟找那些在红十字儿童医院治疗过的烧伤病人做后续回访。贫民窟的人习惯在周五的晚上喝酒，有时候做父亲的回到家里，喝多了会和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炉子或油灯碰翻，结果就把孩子烧伤了。所以，我去那里搞个案研究，确定父亲们是否有家庭暴力倾向，确定这个家庭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我做过六个月这种深入的，有时会令人心痛的工作。
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我被选进了学生会，1964年又成为了校刊的编辑，开始写社论抨击政府试图把开普敦大学为数不多的非白人学生从学校开除出去的企图。尽管校园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已经是白人，但政府的官员们还想走得更远，想把它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白人学校。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想法从未实现过，现在开普敦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高校，世界排名第105位，在非洲的排名第1位。
“开普敦大学是白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温床，”我的一位同学同时也是我橄榄球队的队友休-科本回忆说，“那时候正是在南非能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的时候。”
科本还清楚记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杰克-西蒙斯教授的课堂上，就等着他说出煽动性的话来，因为这位教授常常说这样的话，有时候还为此坐牢。他一坐牢，学生们就会把监狱围住，要求释放他。科本还清楚记得有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白人农场主的儿子，现在住在美国的旧金山。
我反对种族隔离的观点有时候会和我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发生冲突。橄榄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体育运动。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场地隔栏外面的一个警察走过来问我：“你脑袋没进水吧？我们原以为你是我们的人。”他不理解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而且还是俱乐部的正式球员，居然反对种族隔离。“当心点，我们盯着你呢。”他随后警告了一句。那年晚些时候，我的住所受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袭检查，他们想找出什么煽动性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没发现，在一只旧书架上的书后边藏着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
有一个和种族隔离相关的问题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南非政府发布了一条法令，校园里举行的所有舞会都必须实行种族隔离。于是学生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政府同意各种舞会可以对各种族的学生自由开放之前，决不举办任何舞会。但问题是有些舞会是为一个叫学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学生组织募捐而举办的，这个团体的宗旨是给开普敦城郊一个叫温德麦尔的地方的穷人提供卫生服务、廉价食品以及其他帮助。我做过社会工作，心里清楚这样的援助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怎样，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学生会与政府的这种对抗会伤及到我们想帮助的人。我觉得要抗议政府的决策应该寻求别的办法，于是就和学生会里反对禁止所有舞会决议的少数人站在了一起。我是校园反种族隔离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我顶住同龄人的趋同心理压力逆流而上，反对给需要帮助的人增加痛苦。就是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在我上大学期间，赞比亚正式脱离英国实现了独立。我为开普敦大学赞比亚籍的学生搞了个庆祝会，那是1964年10月24日，到了午夜，就在那家酒店的大厅里，当时的英国大使也在场，我们降下了英国的国旗，然后第一次升起了赞比亚的国旗，大家还一起唱了赞比亚的国歌。“屹立歌唱赞比亚，自豪自由地……”我确信这次款待贫困学生的免费啤酒会增强大家的历史责任感。
虽说我学的是社会福利专业，可还是感觉到了商海的诱惑。我大学里的很多同学都来自约翰内斯堡或者是开普敦的富有人家，他们的父亲都有自己的产业，住的是豪宅，上学来开的是崭新的汽车。而我根本没车，只能和不同肤色的人们一起住在学校。我觉得低人一等，有时候甚至对这种财富上的差异感到愤愤不平，但更多的还是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我虽然是个警察的儿子，但总觉得将来有一天也会有和那些同学一样的经济地位，也会有和他们一样的家庭。
为了能额外挣点钱，在大学里过得好些，每逢周六上午我就去一家服装店打工。店主雇用我并不是因为我卖货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是个小有名气的橄榄球明星。开普敦大学有很多橄榄球队，但水平相去甚远。1964年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乙级联赛的球队，但那年要想进入甲级队似乎没什么指望，因为我在球场上司职前锋?那只甲级队里有两名球员牢牢地把持着那个位置。到了大学三年级，有一家甲级俱乐部提出，如果我愿意离开开普敦大学的校队，他们愿意给我一个位置。那只球队不是太强，但毕竟是支甲级队。但我父亲不同意这事。他说：“我觉得没必要到一支实力不强的甲级队里打球。你应该记得我那句老话，‘永远做最强的’。”他这番话对我以后的生活颇有裨益。在后来的岁月里有很多公司提出要给我一个位置，但它们都不像可口可乐这样大牌，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以说，父亲是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可口可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创始于1886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是一个商业帝国，它生产的饮料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并占据了软饮料48%的市场份额。
内维尔-伊斯德尔，见证并亲自参与了可口可乐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尤其非凡无比的是他作为杰克-韦尔奇的取代者，经历了可口可乐成为美国梦象征的胜利历程，这个历程作为美国复兴的文化象征已经为全球公认。在本书中他首次披露?可口可乐的经营秘密：可口可乐如何在全球市场进行营销，如何管理这样庞大的公司，如何突破贸易壁垒进入新兴市场，以及他如何在强悍董事会的压力下将自己的理念植入公司的品牌形象。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理所当然，可口可乐的秘密胜过任何商学院。
在那里，我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准备将来做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要取得社会福利工作者的资格，必须做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行。比如，我会被派到开普敦的贫民窟找那些在红十字儿童医院治疗过的烧伤病人做后续回访。贫民窟的人习惯在周五的晚上喝酒，有时候做父亲的回到家里，喝多了会和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炉子或油灯碰翻，结果就把孩子烧伤了。所以，我去那里搞个案研究，确定父亲们是否有家庭暴力倾向，确定这个家庭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我做过六个月这种深入的，有时会令人心痛的工作。
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我被选进了学生会，1964年又成为了校刊的编辑，开始写社论抨击政府试图把开普敦大学为数不多的非白人学生从学校开除出去的企图。尽管校园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已经是白人，但政府的官员们还想走得更远，想把它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白人学校。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想法从未实现过，现在开普敦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高校，世界排名第105位，在非洲的排名第1位。
“开普敦大学是白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温床，”我的一位同学同时也是我橄榄球队的队友休-科本回忆说，“那时候正是在南非能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的时候。”
科本还清楚记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杰克-西蒙斯教授的课堂上，就等着他说出煽动性的话来，因为这位教授常常说这样的话，有时候还为此坐牢。他一坐牢，学生们就会把监狱围住，要求释放他。科本还清楚记得有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白人农场主的儿子，现在住在美国的旧金山。
我反对种族隔离的观点有时候会和我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发生冲突。橄榄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体育运动。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场地隔栏外面的一个警察走过来问我：“你脑袋没进水吧？我们原以为你是我们的人。”他不理解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而且还是俱乐部的正式球员，居然反对种族隔离。“当心点，我们盯着你呢。”他随后警告了一句。那年晚些时候，我的住所受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袭检查，他们想找出什么煽动性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没发现，在一只旧书架上的书后边藏着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
有一个和种族隔离相关的问题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南非政府发布了一条法令，校园里举行的所有舞会都必须实行种族隔离。于是学生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政府同意各种舞会可以对各种族的学生自由开放之前，决不举办任何舞会。但问题是有些舞会是为一个叫学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学生组织募捐而举办的，这个团体的宗旨是给开普敦城郊一个叫温德麦尔的地方的穷人提供卫生服务、廉价食品以及其他帮助。我做过社会工作，心里清楚这样的援助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怎样，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学生会与政府的这种对抗会伤及到我们想帮助的人。我觉得要抗议政府的决策应该寻求别的办法，于是就和学生会里反对禁止所有舞会决议的少数人站在了一起。我是校园反种族隔离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我顶住同龄人的趋同心理压力逆流而上，反对给需要帮助的人增加痛苦。就是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在我上大学期间，赞比亚正式脱离英国实现了独立。我为开普敦大学赞比亚籍的学生搞了个庆祝会，那是1964年10月24日，到了午夜，就在那家酒店的大厅里，当时的英国大使也在场，我们降下了英国的国旗，然后第一次升起了赞比亚的国旗，大家还一起唱了赞比亚的国歌。“屹立歌唱赞比亚，自豪自由地……”我确信这次款待贫困学生的免费啤酒会增强大家的历史责任感。
虽说我学的是社会福利专业，可还是感觉到了商海的诱惑。我大学里的很多同学都来自约翰内斯堡或者是开普敦的富有人家，他们的父亲都有自己的产业，住的是豪宅，上学来开的是崭新的汽车。而我根本没车，只能和不同肤色的人们一起住在学校。我觉得低人一等，有时候甚至对这种财富上的差异感到愤愤不平，但更多的还是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我虽然是个警察的儿子，但总觉得将来有一天也会有和那些同学一样的经济地位，也会有和他们一样的家庭。
为了能额外挣点钱，在大学里过得好些，每逢周六上午我就去一家服装店打工。店主雇用我并不是因为我卖货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是个小有名气的橄榄球明星。开普敦大学有很多橄榄球队，但水平相去甚远。1964年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乙级联赛的球队，但那年要想进入甲级队似乎没什么指望，因为我在球场上司职前锋?那只甲级队里有两名球员牢牢地把持着那个位置。到了大学三年级，有一家甲级俱乐部提出，如果我愿意离开开普敦大学的校队，他们愿意给我一个位置。那只球队不是太强，但毕竟是支甲级队。但我父亲不同意这事。他说：“我觉得没必要到一支实力不强的甲级队里打球。你应该记得我那句老话，‘永远做最强的’。”他这番话对我以后的生活颇有裨益。在后来的岁月里有很多公司提出要给我一个位置，但它们都不像可口可乐这样大牌，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以说，父亲是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本文摘自《可口可乐的征服》
可口可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创始于1886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是一个商业帝国，它生产的饮料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并占据了软饮料48%的市场份额。内维尔-伊斯德尔，见证并亲自参与了可口可乐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尤其非凡无比的是他作为杰克-韦尔奇的取代者，经历了可口可乐成为美国梦象征的胜利历程，这个历程作为美国复兴的文化象征已经为全球公认。在本书中他首次披露?可口可乐的经营秘密：可口可乐如何在全球市场进行营销，如何管理这样庞大的公司，如何突破贸易壁垒进入新兴市场，以及他如何在强悍董事会的压力下将自己的理念植入公司的品牌形象。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理所当然，可口可乐的秘密胜过任何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