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的人民币（3）

　　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当我们中国开始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世界上真正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而且还比较强大的也就是苏联，它成了我们唯一可以仿效的榜样。而且在共产党的心目当中，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应当说在苏联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至于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片面性，或者说负面作用，当年我们并没有认识到。

　　1953年，是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年，和苏联代为印制的人民币一起，大量苏联援助的资金、货物、设备和人员经由满洲里国门，沿着铁轨一路南下，注入了整个中国。然而，纵贯中国南北的两条交通要道--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却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被难以逾越的天堑长江拦腰斩断。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整体速度因此大打折扣。

　　余启新中铁大桥局原总经济师：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迫切需要有这么一座桥将南北连成一线。我家原来在汉口，1956年搬到武昌，当时租了一条小木船准备把家具搬过去，结果遇到了风浪，一家人就在这条小船上面待了两三天，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切身体会。桥没修起来，武汉城就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城市，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不用说整个京广线，就是一个城市也被分割成几块，人民生活极不方便。这也给物资运输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能否在长江上建一座大桥，成了迅速提高新中国建设速度的关键因素。1954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批准接受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持，投资人民币1.7个亿，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然而，在人均GDP不足150元，人均月工资只有10元左右的情况下，这1.7个亿的巨额资金，究竟从何而来？

　　至今仍旧居住在武汉龟山下桥工宿舍的老人唐寰澄，是当年武汉长江大桥的参与设计者之一。虽然他设计的只是整个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这很小的一部分，但中央对此的重视程度却非同一般。起初，在所有参选的方案中，唐寰澄的方案只被评为三等，并非最优秀的，但却被周恩来总理一眼看中。

　　“三等”的方案居然被选中，当时连唐寰澄自己也没有想到。直到后来他才知道，相比较而言，这是造价最低、最便宜的一个方案。

　　方案中选为唐寰澄带来了1800元的奖金，这在当年可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唐寰澄整整5年的工资。但他一分钱也没有乱花，除了因工作需要拿出200元购买了一台上海牌双镜头照相机，唐寰澄把剩余的奖金全部用于购买国家的经济建设公债。他清楚地知道，中央关于国家建设的方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谓“集中力量”，就是“把资金和人力物力用在对国家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上面。其余可做可不做者坚决不做”。

　　赵学军中国经济史学会副秘书长：

　　国家没钱搞建设怎么办呢？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印钞票，实际上等于通货膨胀税，它的后果是很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办法是国家发行公债让老百姓来买，把老百姓手里的财富集中起来搞建设，这个渠道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吴景平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发行公债。还有就是当时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各方面手段，加强社会的动员宣传，让大家把支持国家建设作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尽自己能力来做的事情。所以当时管这个叫“爱国公债”，有利息率很低的公债，甚至有无息的公债发行，就是说大家支持新中国的建设，帮助国家克服困难，这些手段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政府的货币政策，为建设事业筹集资金，还和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主动来支持政府，支持这样的建设事业是分不开的。

本文摘自《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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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书，道尽人民币的前世今生。人民币，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触、使用的货币。它穿梭于一个个市场，把商品送往它们该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传递，指引着人们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过它有着怎样的过往？它是怎样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张人民币正式问世，从此开创了中国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后，人民币见证了货币地位缺失的票证时代、谈钱色变的禁锢岁月、人民争相致富的开放时代。人民币就像一面镜子，它明亮地映照着中国的进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的某些缺失。本书以“第一财经频道”纪录片《人民币》为基础，系统性地梳理了人民币的由来、发展轨迹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讲述这种我们最熟悉的货币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