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从何说起（1）

　　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二三十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多，有2亿多人脱了贫，国际贸易从微不足道增长到世界名列前茅，“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全球。中国人追求现代化花了150年时间，但是过去的120年不是抵御外侮，就是忙于内讧，大部分人力物力就是这样被消耗掉的。只有改革开放后，我们确实干成了一些事。当然，我们不必为此而骄傲，因为现在离我们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先进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过为了总结经验，明确今后应该鼓励什么，防止什么，有必要对过去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经验加以回顾总结。

　　我认为首先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混乱和敌对的派系斗争，无数的冤假错案中整理出头绪，把国家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正确道路。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任何真正的进步都是空谈。而这个环境正是一大批正直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其中领导干部的努力为全国人民提供的。

　　政治领导只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从事千辛万苦、千头万绪的具体事务的是劳苦大众和企业家，当然也有知识分子。我们建设的成功缺了哪个成分也不行。党的领导，工人农民的劳动，甚至知识分子的努力，没有谁怀疑过他们所起的作用，但是企业家的贡献很少有人提起，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以为企业家是剥削者，他们有原罪。这种观点，我以为有彻底纠正的必要。

　　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非常陈旧的观点。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或者说，国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换句话讲，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人得到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这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

　　应该承认，我国还没有做到真正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但是大部分分配已经逐步转移到新规则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试探，闯过了许多难关，例如开放集市贸易，价格改革，双轨制并轨，国企改制，股票市场的建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直接间接都和分配原则有关。但是在这一切变革中，我认为最难的就是民办企业的出现。其中企业家经历着最危险、最复杂、最受委屈的经历。

　　记得改革开放开始之前，我国已经彻底消灭了一切私营经济成分，不要说企业家，连单干户也没有。当时党的政策是消灭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在萌芽状态。老太太在家里养几只鸡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统统割掉。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政策有点松动，勇敢的个体户开始建立集市贸易，跑单帮。但是政策认为长途贩运和跑单帮是投机倒把，属于严格禁止之列。现在看来，远洋买卖都在做，长途贩运有什么错误。可是政府惩罚跑单帮的人何止几千上万。当时如果没有这些勇敢的先锋分子，哪儿来今天民营经济的半边天下。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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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