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2）

　　王震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等同于他所见的英国的发展程度辅以共产党领导，体现了一种脚踏实地地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对共产党的忠诚。如果没有这种务实的心态做后盾，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将会扼杀任何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体现出共产党在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但中国改革更为卓著的特征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在这个中国故事里，特洛伊木马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的微言大义。当转型中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室时，市场竞争的力量开始展现它的魔力。在尝试性的探索中，资源流向了能让其产生最大利润的领域，制度与组织结构的改革促进了集体学习的进程。中国在对毛泽东遗留下的体制修修补补的同时，不断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前行，最终在30年后发现，挽救社会主义的改革，引领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前苏联国家摒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则开始了以拯救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饥饿的村民在自己的村庄里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的表现超越了国营企业，个体户和创业者的兴起比国营企业的改革更能给城市带来活力，最终，市场经济完胜计划经济，市场终于春回神州大地。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改革之路，我们必须认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共存的两种改革。首先，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对政府领导的改革进行了明确的尝试。毛泽东时代重重经济灾难让在内战中赢得政权、一度踌躇满志的共产党内充满了迷茫。当中国领导人亲眼看到亚洲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战后高速的经济发展，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走了一段弯路。但他们也被在国外见到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所激励。他们认为，只要向世界开放，向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就可以迎头赶上。中国的领导人知道眼前的路没有设计好的路线图，他们甚至不清楚这次旅程将带领他们走向何方。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无比坚定的改革者，渴望让停滞的中国经济重新起航。

　　由政府引导的改革始于1976年华国锋重启四个现代化，这个鼓舞人心的计划最初由周恩来于1964年提出，但迅速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两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而束之高阁。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迅速结束了自我毁灭性的阶级斗争，着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年之后，充满雄心壮志的“洋跃进”开始了，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二三十个重工业相关的项目。但“洋跃进”运动并没有持续下去，1979年就被终止。“洋跃进”的失败一方面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则因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邓小平和陈云重新回到政治中心，华国锋逐渐失去了权力。

　　随着陈云重新执掌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79年4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第二轮国家引导的经济改革。新的经济政策叫停了“洋跃进”，尽管改革的字眼被纳入其中，但新的政策本质上是经济紧缩，最优先的事项则是“调整”。到底中国经济中什么最需要调整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洋跃进”。在陈云眼中，“洋跃进”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尤其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调。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