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4）

　　陈云和李先念从未到过深圳，尽管李先念当年曾经直接审批了蛇口工业区的计划。他们的这种做法一般被解读为他们不赞同开放政策，而且陈云的确曾经强烈反对设立经济特区。在李先念1992年逝世后，陈云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发表在7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提到了他和李先念从未去过深圳的事实：

　　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对于很多观察者来说，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被视为邓小平这位改革者对保守派的胜利，其他不少改革片段也被以类似的方式解读。然而，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事实是，邓小平和陈云都对改革有着试验的心态，也都以开明的思想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纵使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

　　外国资本和知识的引入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广东省南部的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在80年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力的驱动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海外华人投资的吸引。与香港相邻的广东，有着与香港相同的方言和地域文化，使其迅速成为香港对内地投资的首选地。与此同时，广东也获得了科技、管理思维和联系国际市场的通道。许多早期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因为低廉的生产成本而选址于广东，它们的业务集中于服饰、鞋帽和玩具的生产。后来，这些企业因为几乎没有将太多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而饱受批评。但在改革之初，这些企业扮演了向中国人展示私营企业文化的先锋角色。除此之外，多种多样的香港文化元素，包括电影、音乐和文学，通过广东向内地传播。到80年代中期，学习粤语在上海和全国很多其他地区一时成为潮流。资本主义展现出了与之前官方媒体的描述截然不同的一面，既没有威胁，也不腐朽。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吸引外国资本和获取先进技术，政府同样渴求管理上的先进经验。在西德高级专家的组织下，一群退休的德国工程师于1984年受邀前往武汉考察。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和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在改革之前属于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的大型国营企业。其中的一个德国工程师韦尔纳·格里希留在了武汉柴油机厂并且成为中国国营企业的第一个洋厂长。在两年的任期内，格里希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提高了工人工作积极性和企业生产效率，尤其是抓产品质量控制。该厂主要产品柴油发动机的质量因此有了巨大的提高，并且武汉柴油机厂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然而，格里希的改革措施过于领先于那个时代，大部分措施在1986年随着他的离开而被终止，武汉柴油机厂最后也难逃破产的命运。但是在他之后，中国的国营企业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些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为中国管理知识的发展所作的贡献。2005年，在格里希逝世后两年，武汉市政府为他在武汉市中心树立了一座铜像以纪念他持久的影响。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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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