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冲击(2)

2013-09-08 11:31:51

  在这重要关键上,高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高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快意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高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零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才详论。

  让我跳到二零零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与《再论中国》(一九八六)。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高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本文摘自《中国的经济制度》


   作为张五常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制度潜心研究后收获的精华之作,书中凝结了近几十年来,他长期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张五常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研究。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并对由县一级行政区划引发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合理且详细的论述。这一分析触及了制度经济学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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