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5）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其他一些中小型城市也在进行类似的企业改制活动，其中包括广东顺德、辽宁海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河南桐柏、福建宁德以及江苏南通。但这些先行者们并未引起媒体的太多关注。在90年代的后几年中，陈光与诸城仍然是人们对企业改革争论的矛盾中心。在1995年初北京公布的一份政策文件中，陈光被指责为“私有化的先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带头羊”。直到2001年，北京的一份杂志仍在批判陈光的改革是“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而同年（1995年）7月，山东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县一级企业改革会议，会议肯定了诸城的改革成效。1996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派出9个部委共23名官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诸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对诸城国企改制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认可。3月，朱镕基本人亲自带队赴诸城进行调研，考察了许多当地的改制企业。调研结束后，朱镕基指出了诸城在企业改革中的几点不足，但同时也对其成效表示赞赏，认为诸城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而有着众多大型国企的上海，走的是一条别样的改革之路。从19世纪末，上海一直被誉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即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其光芒依然闪耀。80年代深圳及珠江三角洲的迅速崛起，对上海的经济地位造成了很大冲击。此外，浦东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以及江浙两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上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上海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进行改革。上海的国企不论在数目还是规模上均在全国名列前茅，它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都曾是国家的骄傲。为了对其进行改革，上海市政府组织了一个由当地官员组成的访问团，对一些西欧国家进行了参观考察，希望借此学习它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方法。访问归来后，他们针对上海的情况制订了一个全新的计划。

　　该计划的革新之处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代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它一改过去不同部门各管一摊的局面，统一接管所有的国企。同时，国资委还成立了几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每一个公司都将成为多家国企的投资者及所有人。少数极为重要的国企被划归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单独或共同所有。对于规模较大，但为数不多且重要性较低的国企，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持大多数股份，同时也欢迎私人投资。而所有其他国企，也是目前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则将被转化为有限责任制公司以及股份制公司，这些公司的所有者结构一般较为多样，包括其他一些国企、境外投资者以及国内企业和个人。在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中小型国企被直接清算。经过这一系列的改制措施，国企的数量直线下降。保存下来的国企也不再受政府直接管控，取而代之的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扮演的是类似私人投资者的角色，并受一定的政治约束。另外，由于它们直接对国资委负责，省去了大量烦琐拖拉的审批程序，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诸城和上海的实践被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接受。这意味着它们的实践策略——在当时被称为“抓大放小”——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此之前，尽管私营部门成长速度迅猛，而上一轮企业改革也未能振兴国企，但中国政府坚决抵制私有化的态度仍丝毫没有动摇过。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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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