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3）

　　当时分管对外贸易的副总理谷牧将会上讨论的内容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对来自广东的提案非常认可，“经济特区”一词正是在这时由他提出来的。在随后几个月里，谷牧与各广东及福建领导一起，为建立经济特区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正式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发展经济特区的决议。与只是为了吸引出口企业的工业区相比，这些特区还提供包括教育、商业、法律及政府服务等各种有利于制造业和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除工业区外，特区中还包含科研区、住宅区、商业区及政府办公区。一旦建成，每一个特区都将成为设备齐全，并能实现自我持续的经济实体。

　　一些香港商人向广东官员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并得到了后者的进一步关注：他们希望能将经济特区写入法律，以便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更为可靠的条件。在1980年8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被正式通过。而在对这第一份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的修订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关注点显露无遗。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78年到1979年间，在对香港和澳门地区、新加坡、日本及美国和西欧进行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所成就的惊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及其中产阶级所享受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感到震撼。他们不得不折服于资本主义在技术及制度创新上的无比优势，这也是马克思本人在很久以前提出的观点。在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资本主义确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对此，中国的领导人已不再怀疑。然而，尽管如此，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仍然必须以坚守社会主义为前提。中国政府笃信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他们坚信，通过借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现代化技术，中国定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赶超西方。早在清朝末期（1861年至1894年），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如今，为了拯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踏着前人的足迹，再一次迈向了学习西方之路。

　　经济特区备受期许，被视为学习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试验室。中国政府赋予了特区自主权，并鼓励它们向资本主义学习。实际上，如果经济特区仍然要受传统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限制，那便根本无所谓特区。同时，经济特区并不是要让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来主导中国，它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说，窗子打开了，进来的是新鲜空气，也有苍蝇。在整个80年代，政府都因担忧经济特区会被资本主义蚕食而不安。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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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