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3）

　　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调整农业。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洋跃进”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继续了毛泽东时代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而忽视了农业。而农业当时是中国经济的重灾区，1978年《公报》中也明确承认了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粮食短缺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是一个长期广泛存在的问题。《公报》中数次提到了中国农业的凄凉境地，并承诺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中国政府事后声称，改革由农业领域开始，也源自当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其他领域例如国营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此外，农业改革采取了诸多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减少政府收购的配额，增加粮食进口，提高农民粮食消费的数量，鼓励副业的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都有助于农业产出的持续提高，并在随后几年里缩小城乡差距。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真正启动中国农业改革的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草根阶层的穷苦农民和地方干部所做出的创新，这个来自民间的创举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全国众多省内秘密施行后终于被有限放开，直到1982年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在工业领域，调整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包括提高劳动报酬。这项政策的经济逻辑在于促进消费，减少经济尤其是重工业对资本投入的依赖。调整政策迅速提高了中国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1978年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改革措施，“放权让利”，从而实现经济分权，给予地方政府、城市中的企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等地方上的经济参与者更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除了在农业领域，“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主要在国营企业、国际贸易和公共财政这三个领域内推行。在国际贸易方面，这项政策有效地终结了外贸部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允许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自行设立贸易公司。在公共财政领域，新的政策从根本上使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地方财政，不再完全依赖财政部。

　　毫无疑问，这项改革的关键目标是国营企业。与“洋跃进”致力于建设新工厂不同，新政策致力于改善现存国营企业的状况。尽管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四川省首先进行了企业改革的尝试，但直到1979年改革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为了提高国营企业自主权，政府希望在不进行私有化的前提下，将企业的管理决策权移交给企业。旨在“增强企业活力”的措施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洋跃进”之后，再一次试图启动停滞不前的工业改革。由于中国信奉社会主义，企业改革更多地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因此，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改革为国企注入活力，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却并没有将国企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令人困惑。

　　“八字方针”的总体效果实际上相当有限，尽管所有的方法都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例如，中国政府在农业中采取的措施非常成功，迅速而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出来。然而，直到曾被政府严令禁止的家庭联产承包兴起之后，政府主导的农业改革的诸多缺陷才显现出来。与之相似的是，企业改革显著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但国企改革的缺陷依旧明显，只不过直到国营企业开始与私营企业竞争的时候，那些最严重的缺陷才浮出水面。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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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