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1）

　　朱镕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零零三年三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也是个不相信市场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其它地方难得一见。

　　一九九三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该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一间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制度的运作，直到二零零三年三月从国家总理的职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唯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的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不少困难，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崩溃。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

　　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一组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邀请我到深圳会谈。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很忧心。在讨论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因为意识到朱镕基做对了。只三年他把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整至零，而当时的产品质量正在急升，通缩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论，亚洲的金融风暴是人民币突然而又迅速地转强的结果。当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钩着美元，所以当中国的通胀骤然间终结，在国际竞争下钩着美元的亚洲小艇纷纷脱钩，因为他们的币值是偏高了。

　　一年之后，我更为理解朱镕基的货币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为把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得到朱的启发，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不着要有真实物品的储备，条件是央行当局要有些外汇储备，必要时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把货币的用途限于货币现象，将汇率与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挂钩是不难维持的。

本文摘自《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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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张五常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制度潜心研究后收获的精华之作，书中凝结了近几十年来，他长期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张五常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研究。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并对由县一级行政区划引发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合理且详细的论述。这一分析触及了制度经济学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