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运动

　　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政策方向，但西方国家在二战前、中、后等时期发展起来的许多思想却与此相反，因为后者常常代表不同对立党派之间的一种妥协和折中。其原因是相互竞争的党派既不能接受其中一个党派获得完全胜利，又不相信其中一种政策能够取得全面成功。最近人们常把这些思想与“社会市场”或“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等思想联系起来。前文说过，“社会市场”逐渐被用来代表政府干预，但“社会民主”的概念倒有几分符合本意。“社会民主”最初是由19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提出的一种主张，他们提出的其他主张或概念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工党”等。这些词语差不多可以交替使用。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主张是压制和取代资本主义，最初他们主张由“国家所有”取代资本主义，后来他们又希望通过一种虚无的、把政府排除在外的“大众所有”来取代资本主义。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世界上所有团结在其周围的党派都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虽然它们也采用了一些其他的名称，但含义都差不多。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所改变，起因在于德国和瑞典的工人政党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但却放弃它们一贯打压资本主义的主张，转过来承认私有产权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1959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提出这个口号：“市场是可能的，就像政府是必要的一样。”其他党派，比如英国的工党，早已主张实行混合经济，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并未公开承认这一点。事实上，截至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已像其老对头“社会市场”一样，逐渐用来泛指一切可以实现市场与国有经济相互混合的政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民主党”逐渐用来表示中间偏左的政治党派，其范畴是如此松散，以至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大多数党派，或者说至少是西欧国家的大多数党派，全部归入其门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北欧之外的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极少能够取得执政党的地位。

　　 “社会民主”现已加入“保守”和“自由”这些词的行列：在政治领域代表某种政治党派或正式组织；在思想领域则代表更加宽泛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民主代表一切集政府与市场力量为一体的策略，目标是实现经济的最大效率，避免任何人为的冲击，实现市场难以实现的社会目标，缩小市场过程带来的收入差距。其中，实现经济效率与缩小社会差距这两个目标尽管相互依赖，但却常常存在冲突。在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人们缺乏经济安全，缺乏创新和改革的动力，难以提高经济效率。这样的国家缺乏大批富裕的消费者，难以维持经济发展的动力——市场需求，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社会民主才能代表一种比较宽泛的社会妥协；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目标之间潜在的冲突，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抗衡才成为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政治冲突的焦点。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社会精英阶层之所以“谈民主色变”、对民主看法悲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没能看到民主可以迅速实现普遍繁荣，解决饥饿的人们的温饱问题，从而将这群人可能摧毁社会制度的怒火熄灭于萌芽状态。越是乐观的社会，例如英国，越能看出财产所有权和公民权利慢慢扩张的态势。技术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不断提高，生活愈加稳定，白领雇员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加上建筑业的社会运动（the building society movement），房屋产权逐渐普及，这些都扩大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

　　但是，问题的根源并不仅在于工人的穷困和缺乏产权，还在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的激烈的市场波动，这种被动导致工人生活很不稳定。19世纪末，德国开始实施社会保障政策，通过保险制度对工人失业、生病和衰老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为工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样的政策随后逐渐扩散到法国、奥地利、英国和其他地方。尽管这类政策的目标、范围和成就非常有限，但它们确实成为社会民主的奠基石之一。

　　这些趋势最终破坏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信仰。需要指出的是，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找到一个与经济自由主义更为兼容的方法。20世纪初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是规模化生产的典范，其先进的技术和工作组织大大提高了低技术工人的生产率，使商品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被生产出来，同时工人的工资得以增加，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大规模生产商和大规模消费者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时期的技术突破发生在最接近民主思想（虽然这种民主主要体现在取消种族歧视上）的大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技术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但就在1929年，在福特模式出现几年之后，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崩盘，这标志着宏观经济不稳定（即整个经济生活不稳定）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市场的不稳定性与消费者选民对稳定的追求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相信政府在市场激烈波动时必须介入，挽救市场免其崩溃的观点与民主的思想并不矛盾，从而也得到了加强。

　　到二战结束的时候，西方工业社会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利用法西斯主义保护产权不受民主威胁的行动完全是一场灾难。资本主义和民主必须相互依赖，至少在世界上那些不能轻易摧毁大众运动（popular movements）的国家是如此。福特的规模化生产模式使工人工资得到提高，因此增加了大众的消费能力和对规模化商品的需求。这样的良性循环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矛盾。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实行的福利国家制度正是这种社会政策的推广，它可以很好地解决工人生活不稳定的难题。充满自信的、生活稳定的工人消费者，一点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威胁，反而促进市场和利润史无前例地扩张。资本主义和民主就这样实现了相互依赖。

　　在资本主义和民主相互妥协的过程中，另一个因素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逐渐盛行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该理论虽然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字命名，但主要思想却来自英国和瑞典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主要盛行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和奥地利等，在美国也有一定影响。连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也倡导该理论，因此该理论在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长达30多年。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政策主张是：当经济出现衰退，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时候，政府就应通过举债来增加支出和刺激经济；当经济出现过热、需求出现过剩的时候，政府就应减少支出、偿还债务、降低总需求。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意味着较大的政府赤字，因为只有较大的政府赤字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对英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来说，只有像二战那么大的军事开支才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赤字。二战以前的许多战争也曾导致战时国家支出急剧增加，但战后就迅速萎缩。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它们不同，因为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使国家支出不因军事支出的减少而减少。

　　凯恩斯主义使普通人免去受市场激烈波动之苦，维持了生活的稳定性。凯恩斯主义熨平了商业周期，使规模化商品的消费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也使大规模生产行业得以平稳运行。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失业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福利国家不仅为政府提供了需求管理工具，而且还在除市场之外、对人们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服务。凯恩斯主义并不反对市场或资本主义，适度的需求管理加上福利国家政策可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免受较大冲击，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避免政府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避免国家遭到敌对政治力量的攻击；保护工人的生活不受市场激烈波动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凯恩斯需求管理真正实现了一种社会和解。

　　凯恩斯在写作需求管理理论时没有预见到，新社团主义式的劳资关系会成为战后需求管理模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国的劳资关系没有这种特征，英国的劳资关系也只是偶尔才呈现这种特征。但是在北欧国家、荷兰以及奥地利，劳资双方纷纷组成强大的集团。在新社团主义式的劳资关系下，工会和雇主协会都极力确保它们的协议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特别是不会造成出口价格的提高。因此，价格稳定的前提是，工会组织和雇主协会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确保所有工人和厂商不会破坏协议条款。对于那些特别依赖外贸的小型经济体，这种集体议价制尤为盛行。德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工会组织的大国，其目的在于发展出口，避免完全由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在德国，只有钢铁和机械业的工人参加工会运动，因为这种行业对出口价格非常敏感。

　　以下是社会民主思想在社会经济领域最终形成的一系列主要特征：

　　● 凯恩斯需求管理。该理论认为政府非但不会破坏市场的运行，反而会尽力保护市场，使其避免激烈的、破坏性很大的波动。

　　● 强大的福利国家。人们得到市场以外的公共服务，并得到某种不依赖于市场绩效与产权的收入。与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生活机会相比，福利国家提高了人们生活来源的多样性。

　　● 新社团主义式的劳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劳资关系正在力图实现工人集会自由与劳动市场有效运行之间的平衡。

　　那么这种社会民主思想有什么缺陷呢？

本文摘自《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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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应该最低限度地干预经济和减税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理念不断受到挑战，便形成了新的经济思想：政府，更确切地说是法律，对保证市场力量的有效运行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始终坚信：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类目标时，市场优先于政府。2008年金融危机对这一思想再次提出了挑战，人们在质疑新自由主义时，政府却加大了对无良银行的扶持力度，为什么？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间寻求良性的关系，作者建议引进第四种力量——公民社会。本书面对非专业读者，解答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银行要跑去找政府索求巨额的资金？为什么政府要接受它们的要求？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显见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