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创始人（3）

　　同年，井深参加了芝浦机电公司（如今称作东芝）的聘用考试，但没有通过。或许，他过于关注内在的东西，无暇顾及别人提出的问题。他对事物的浓厚兴趣总能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如此专注，甚至有时看起来好像得了自闭症一样。所幸的是，一位名为植村太地的企业家听说过井深的发明，于是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光化学实验室（PCL）。在意识到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之后，植村便给这位新员工以自由，让他随自己的研究兴趣尽情发挥。于是，井深便潜心于光学声迹技术及其在电影上的应用研究。但是，随着光化学实验室与东宝电影制片厂建立商业联系，并开始制作早期的有声电影之后，他逐渐变得兴趣全无。1936年，他去见了他的恩人，向他说明自己对电影制作的厌恶之情并递交了辞职信。植村说服井深到他刚刚成立的一个新公司工作，这个公司将生产16毫米有声电影放映机（日本军队正在亚洲“扩张”，需要拍摄更多的宣传电影）。植村又一次将公司交给了井深，甚至为他创建了“无线部”。1936年到1940年间，井深一直致力于光学声迹的研究。随着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范围日益扩大，他开始对电子工程与机械工程综合运用于武器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又一次会见了植村。这次会见富有成效，为了给井深提供机会，以开发他新的兴趣点，植村从狮王牙膏公司筹资，创建了日本测量仪器公司。

　　在井深的领导下，该公司战时通过给军方提供武器系统和相关产品而变得日益兴旺。利用对磁场低频干扰信号进行放大的技术，井深开发了一种舰只定位系统，这一系统曾清晰地显示出25艘美国潜艇在台湾海峡下潜的信息。然而，对战争而言，这已经太晚了，根本没有采取行动的时间。该公司的工程师们还开发了被广泛使用的电话保密器和专用雷达系统，这些产品令盛田印象深刻。战争结束之时，日本测量仪器公司在长野苹果园中的大型工厂工作的雇员达到1 500人。之所以在食物供应极为困难的时期将厂址选在那里，井深曾解释道，“至少我们有苹果吃。”

　　井深对这场战争灾难性过程的了解，远比从收听无线电短波广播的途径了解得更深入。这一切源于其岳父前田多闻，后来，前田多闻对索尼公司早期所取得的成就功不可没，他在外交界的悲观谈话也被人熟知。前田是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人士，此前曾是日本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战前为《朝日新闻》撰写过社论。日本于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他恰好作为日本屋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被派驻纽约，因而成为第一批被遣返回国的人。在战争期间，他是东条英机内阁中新县知事。战后，在首相东久迩宫稔彦和币原喜重郎内阁时期，他一直担任教育大臣，直到1947年被贬。在战前，前田就一直致力于倡导修复日美关系；如今，到了战争最后时刻，对其观点持同情态度的外交官和政要聚集到其位于轻井泽的夏日度假别墅—井深公司附近，一起商讨不可避免的战败之后日美关系的前景。对这些谈话内容的有关报道使井深更加确信：战争即将结束。

　　天皇的讲话播出后，在一片寂静中，井深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返回东京，再次创业；但他并没有明确邀请任何人，只是表达出想和别人合作的意愿。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井深身为常务董事，并非公司的一把手。资深常务董事—狮王牙膏厂的继承人小林贤三反对搬迁。在他看来，只有傻瓜才会放弃乡村安全可靠的生意，转而去往东京，因为乡村里有粮食吃，而已成一片废墟的东京则混乱不堪。

　　井深一旦作了决定，就不会再改变主意。他指出，从根本上讲，日本测量仪器公司是一个武器生产厂，不能充分适应和平时期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日本新的研发中心将是东京，任何想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工程师都会去那儿。这场争论以小林决定留在长野观望一段时间而告终。井深请求他的恩人允许他离开，植村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该公司的7名工程师自愿随他一起离开，其中包括口彰，这是他第二次为了跟随井深而辞掉一份稳定的工作。1937年，他离开一家名为七尾无线电公司的零件供应商，慕名去了日本光声科技公司，加入了井深的团队。“‘太好了’，我立即说，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口回忆道，“就像我们之间有心灵感应一样，我跟着他，再也没有离开。”这次，口将妻子和母亲留在长野达一年之久，直到后来他有能力将他们接到东京。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了投降书。10月初，井深和他的7位工程师搬进了日本桥的白木屋百货商店大楼。350年来，这座大楼一直都是东京商业区的中心。由于没有商品可供出售，这个商店的一楼便供家庭居住。这栋七层楼的建筑曾在东京大轰炸中着火，如今若非供人居住，几近废弃。井深说服一位熟人将三楼原本用作电话交换机房的房间转租给了他。工程师们将断线的交换机推到一个角落，将一张工作台和若干钻床抬进了这个狭小的空间，成立了东京电信研究所。（口彰曾建议将公司命名为“井深电信”，却被井深斥为“白痴”！）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非常响亮，但它对于公司能够或应该从事的业务却表达得较为模糊，并且在一段时期内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公司业务内容不只是为了维持公司的生存，而是为了取得某种成就，以实现井深创办新公司的远大目标。

　　历史上的伟大企业家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到普通人无法看到的东西。井深就拥有这种天赋，甚至透过1946年东京那满目疮痍的一片荒凉，他也能详尽地勾勒出自己所要创办的公司。同年1月，他将梦想写进了一份10页的文件，并将其称为“创建章程”。井深这份难以辨认的工程师手记如今已被索尼珍藏。如来访者有特殊的请求，也可阅览，届时，一位戴白手套的新员工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安放在阅览室里。在开篇的前几行，井深宣布，公司将由工程师们设计并服务于工程师：“我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工作场所，工程师们能够在这里将其内心的想法付诸行动，并充分体验技术带给他们的乐趣和他们肩负的社会责任。”后来，他重申了这一点；这些话语已经成为索尼文化的精髓，甚至今天的员工也能逐字逐句地引用公司宗旨：“创建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自由、富有活力、充满快乐’，在这里，专注的工程师们能够大显身手，技艺和技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在被称为“管理政策”的部分，井深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和天真单纯，而正是这一点使后来更务实的合作伙伴颇费周折。例如，有关利润和增长的内容声明如下：“我们将消除任何偏执的利润追求，不断强调务实的活动，而不应当为了扩大规模而扩大规模。”此外，有关服务的部分，针对战时缺乏能够修理受损无线电设备的可靠经销商，他这样阐释并告诫道：“我们必须将利润放在第二位，我们对服务的承诺应当纯粹而周到，甚至应该制作一本小册子，以普通客户所能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其无线电设备需要维修的原因。”在谈到更加明确的目标时，他继续说道：“我们的服务部门未来的任务应当包括从国外引进最新的技术，设立一个电信图书藏书室，以及开展系列讲座，向消费者传播和拓展电子学基础知识。”

　　日本国民的情绪从未这样阴郁过，也正因如此，井深的理想主义才显得非同寻常。这场战争大约消耗了日本总财富的25%。主要城市被摧毁，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与广岛、长崎、名古屋和大阪一样，东京也成了一片废墟。据估计，1946年，该城市约47%的居民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该城市的所有有轨电车及大多数公共汽车被毁。1946年冬季，疾病肆虐，20%的城市人口患有肺结核。这个冬天以及第二年的严冬，东京公园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在睡梦中被冻死。

本文摘自《奇迹的崛起、帝国的躁动与迷惘的未来》

---

　　索尼从东京轰炸后的废墟中起步，最初只是小作坊，后来成为全球电子产品及大众文化的代表，索尼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之一。在《索尼秘史》中，作者约翰R26;内森对索尼公司的传奇故事进行了剖析，掀开了这个曾经是全球最成功、最神秘企业的面纱。他揭秘了索尼公司的那些重大胜利——从彩色电视机到CD机，以及那些灾难性的失败——从Betamax盒式视频录相机到付出重大代价的哥伦比亚影公司收购案；在这些事件中，索尼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现场回放般的细致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