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基础

　　自从清王朝被船坚炮利的英帝国强行打开大门之后，沉浸在大国梦中两千年的中央帝国被迫睁开朦胧双眼，发现这个世界早已不是自己熟悉的天地。在“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感慨之下，丧失的不仅是自信，而且是观察世界的准星。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曾一度使人以为中国重新站在世界之巅，犹如短短五年前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宣言时曾经以为的那样。不幸的是，随后的30年中国经历的更多的不是奋发图强，而是内乱频仍。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只是破灭了当时领导层的经济梦想，随后文革的终结才最后标志着旧制度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整体破产。

　　 阴云在小个子伟人邓小平上台之后终于开始逐渐散去。1978年启动的改革让中国逐步走出中世纪，亿万农民终于被归还了部分权利，在那一瞬间，他们体现出在别处难得一见的强大力量，如此珍视手中不多的权利、如此愿意为哪怕是微渺的梦想付出全部血汗努力。30年之后，中国经济终于腾飞，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超越英国、法国、德国与日本，到2010年坐上世界第二宝座。

　　 这么长的路，一路走来，中国走了多远？除了勤劳善良的老百姓之外，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的赶超之旅？

　　 多年前，中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著名的争论。面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林毅夫强调中国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足以帮助中国经济取得持续的高速增长。他的论战对手杨小凯则转而强调中国的后发劣势。所谓后发优势，指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离全球领先水平有巨大的距离，通过引进、模仿与学习，中国可以更快地扩张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取得高速经济增长。而杨小凯指出，中国有可能过分在意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滞后太多，最终跌入制度陷阱，难以实现对领先经济的赶超。

　　林毅夫的观点与其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30多年前，当中国大陆刚刚结束文革灾难、台湾正在经历经济起飞之时，还是台湾军人的他只身泅水横渡海峡，抱着一个篮球投奔大陆。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台湾军方大为震怒，甚至在多年之后，当林毅夫已经成为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之时，仍旧坚持对他的通缉。老父去世祭日，林毅夫只能隔海遥祭，不能踏过海峡半步。由于年轻时候的热血追求，林毅夫对中国大陆后来实现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速自然满怀欣慰，似乎也间接论证了他的选择。

　　 与林毅夫一到中国就被奉为上宾不同，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杨小凯却曾遭遇牢狱之灾，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在牢笼中度过。杨小凯在监狱里刻苦自学英语与数学，文革结束后，他考上大学，后来更东渡太平洋到美国求学，并以自创的“超边际分析”而被认为是华人学者中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希望之星。

　　 或许正是因为曾经的牢狱之灾，让杨小凯对制度的桎梏十分看重。然而，在“林杨论争”20年之后，历史证明中国在按照林毅夫预言的路径前进：在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起到更大作用的的确是后发优势，而不是后发劣势。

　　 林毅夫与杨小凯谁对谁错？公平地说，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林毅夫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接下来的历程或许将证明，杨小凯的担忧自有其道理。

　　 本编中，笔者首先研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尤其是在长时距中去观察这30年高速增长的意义。这种长时距研究让我们建立起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空坐标。随后，笔者重点分析所谓的“中国模式”何以并不成立，其优势与劣势分别是什么，以及什么因素导致了它的最终坍塌。最后，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体现特点，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广受瞩目，笔者将分析这一模式何以可能在短期间内放大经济增速，而在长时间内又何以难以维系。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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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其赖以增长的结构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积的风险正在逐渐发挥力量。未来数年内，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增长速度都将发生大幅变化。表面繁荣背后的大陷阱，中国是否能避过？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解剖： 　　我们的经济制度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犯下什么错误？ 　　我们的外界环境出现了什么变化？ 　　本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各章环环紧扣，逻辑严密，作者开发的定量反馈模型独一无二，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评判。 　　读懂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经济！阅读本书可以帮助非专业读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助长读者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