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10)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就出现了工人不断游行、示威、罢工等一系列的群众性事件，就是通过这样的斗争，美国进入了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呢？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它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因为中产阶层是社会中消费的主体。第二、三条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从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实际上是通过社会的变革、改造和进步逐渐走出了危机。建立社会保障和调整劳资关系，改变的都是经济以外的东西，但是通过这些改变创造了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不但是创造了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而且可以说它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我们脑子里的资本主义似乎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形象，实际上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之前是一种类型，在大萧条以后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大萧条之前的资本主义就像我们看过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资本主义，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血汗工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了这样的资本主义无法运转，但谁也没想到它会通过自己的内部变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制度创新——重新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不但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又获得了几十年的发展，一直到今天它的潜力似乎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通过社会的变革走出危机，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有很大启示的。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首先我们要保持经济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抓住时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规范劳资双方的关系。

    企业家应当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李兰：对于2008年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大都没有心理准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显示，企业家们大都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当问及“您对200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情况的预期”时，认为“预料之中”的占15?4%，“有所预料”的占70?8%，“预料之外”的占13?8%。您对企业家在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方面有什么建议？孙立平：对于企业家，我强调更多的是关注社会背景，在中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现象的影响因素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包括刚才我说的汽车问题、房地产问题，我觉得社会因素的影响比经济因素要大，所以说研究中国的房地产时，西方研究房地产的传统工具，收入房价比和租售比等几乎全部是失效的，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不太关注的非经济因素。严望佳：一般来讲企业家对经济问题会关心得多一些，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您认为影响经济的非经济因素有哪些？或者说企业家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有哪些？孙立平：我个人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研究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我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学环境工程的研究生来听我的课，他课后对我说，可能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搞社会学，还是得搞环境工程，那么社会学对环境工程有什么用呢？我就对他说，社会学是让你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说污染问题，从你的专业角度看，可能是研究用哪一些工艺能够减少污染。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可能就不一样了，经济学中最主要研究的就是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所以一个污染企业关注的是假如治理污染的收益大于成本，那它就会去做，而如果成本大于收益，那它肯定不会做。比如一个企业污染的代价是100万，而收益是50万，那这样的企业是不存在的；如果收益是100万，而环境污染的代价是50万，那这样的企业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却不一样，往往收益只有50万，而污染的代价是100万，这些企业确实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学解释不了的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经济学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谁享受收益、谁承担成本。实际上在中国承担成本的人和享受收益的人不是同一个人。获得收益的是企业或者是地方政府，而受到污染承担成本的是河流下游的居民，这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所以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事情，很多解释都不一样，特别是在中国，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学会从社会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李兰：谢谢您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孙立平简介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进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

本文摘自《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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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调查与实证分析研究，了解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经济政策、改革热点及企业外部环境的认识以及担忧，反映企业家眼中的中国企业外部环境，同时根据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邀请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等，帮助企业家深入地把握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企业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情况，从不同的角度为企业家应对危机提出了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建议，有助于企业家理清在当前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面临的真正机遇和挑战，更好地进行企业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