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2）
我遇到一位创作流行歌曲、乘私人飞机环游世界的木材商，名叫蒂姆•布利克斯赛斯，他是新一代“工作狂富翁”的典型代表，即使在拥有亿万身家后，他仍然无法停止创造新的商业帝国。我还碰到一位热爱风险的企业家皮特•穆塞，他在股票市场上失去了全部身家，金额达数十亿美元，现在他正在计划东山再起。
我参加了棕榈滩社交圈的一场正式晚宴，见识了一位靠泳池玩具起家的商界大亨如何费尽心机地想要爬上上流社会的社交阶梯，结果却在唐纳德•川普的舞厅中当着众人的面摔了个大跟头。我也曾参加一个富翁互助组织的聚会，了解了那些陷入金钱困境需要帮助的超级富翁们如何用一种新式的团体疗法互相帮助。我还在一个富孩子训练营观察了整整一天，看这些“衔着银匙出生”的幸运儿们如何学着去管理他们将要继承的财富。
我曾跳上过当今世界最大的私人游艇，看“富人国”国民是如何重新定义“炫耀式消费”。我也在观察“炫耀式消费”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无论这影响是好还是坏。我在得克萨斯州碰到过一位爱尔兰裔犹太富翁，他将所有家产的一半拿出来为埃塞俄比亚的贫穷问题贡献力量，代表了一种新式的慈善。通过一个叫做“四人团体”的组织（四个富有的科罗拉多人为资助民主党夺取州议会多数职位而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引进了一种新式的、渐进的富人参政方式），我探索了“富人国”的政治倾向。
当然，美国人对这些财富的意见并不一致。一方面，“富人国”国民代表了美国经济最伟大的特质—在美国，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致富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也象征了富人和普通大众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鸿沟。虽然“富人国”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在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脱离美国的主流社会。“富人国”的成功让美国中产阶级的流失变得更加明显。
我此次行程的目的不是要在这场辩论中表明一个立场。我并不打算谴责富人，也无意拔高他们。最好的驻外记者都会想方设法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国家，探索这个国家，并向全世界报道它的故事。对于“富人国”，我怀有同样的目的。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写道：“在所有的阶层中，富裕者是人们最喜欢关注但研究最少的一个阶层。”时至今日，这句话更为贴切。为了了解美国贫富不均的状况，我们首先需要了解 “富人国”和生活在那儿的“国民”。
让我们开始来一次探秘之旅吧。
“富人国”的三阶层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富人们生活在一块由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小而安静的领地上。他们大多上相同的学校，参加相同的俱乐部，持相似的价值观，甚至互相通婚。那时候，“富人国”更像一个“富人村”而不是真的国家。在“富人村”里，纯正的血统和良好的家庭教养跟充盈的银行账户一样重要，大多数村民都是生而富有，财富也大多来自石油、化工、钢铁、房产和制造等行业。
那时，新产生的富人很少，因为 “富人国”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触到新的经济优势，而且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政治都不鼓励个人获得巨额财富。1982年，当《福布斯》财富榜第一次发布时，全球最富有的人是一位生性节约的运输大亨，他名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身家20亿美元。排名在他之下的富豪就都是些耳熟能详的蓝血贵族了，比如洛克菲勒家族、亨特家族、盖提家族和杜邦家族了。
80年代末期，富人队伍开始有所变化了。新兴的金融市场引入了一批华尔街从业人员、传统企业的变革者和科技先锋。10亿美元级的富翁从1982年的13人增长到1989年的67人。2000年，股市出现大牛市，这股财富的涓涓细流倏然变成了一股狂潮，百万富翁的人数陡然间翻了三番，达到800万人—总人数比瑞典或奥地利整个国家的人口还多。
此后，“富人国”初具规模—不断有新一代具有鲜明特征的富翁成为其国民。
“富人国”国民的财富并非来自遗产继承，他们大多是从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成员发展而来。除了帕里斯•希尔顿，今天的超级富翁中只有3%是社会名流，只有不到10%的人继承了家族财富。
他们也比上一代富翁年轻得多。“1990年以前，我认识的大多数富翁都退休了，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美国信托集团的前CEO，现任花旗集团私人银行业务首席执行官的彼得•斯卡图罗说，“现在的富翁都处于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跑道让他们飞奔呢。”
“富人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相对同质化的贵族文化—上同样的寄宿学校、参加同样的俱乐部、有同样的文化机构和对体育项目同样的昵称—已经逐渐粉碎，“富人国”国民在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理上的分布远远比以前多元化。他们在政治上也更加趋向两极，新崛起的一代年轻、富有的自由人文主义者正摆出姿态，准备与老派共和党对决。
然而，“富人国”最让人讶异的分化在于财富的级别。正如“富人国”和美国其他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深不可弥的财富鸿沟，“富人国”国内各阶层之间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在“富有”和“极度富有”的两极之间，还有一个新的“较为富有”层级。
实际上，“富人国”至少应该分为三个阶层。
“富人国”的底层
本文摘自《一群富豪的奢华生活》
富豪的生活仿佛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发生的事，他们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度——从欧洲城堡里的管家学院到富豪子女的财富继承培训班，新型富豪们拥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在经济中发挥着奇怪的作用：住在金字塔尖上的这一小群人决定了一个国家70％的消费；新型富豪“创造”了新的“财富文化”：世袭的旧式贵族被自己致富的新式富豪比得黯然失色，过去签支票式的低调慈善行为变成了当今高调的慈善宣传；更有甚者，富有进取心的新富豪们在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本书描述了一群富豪的奢华生活，揭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讽刺和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