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市场行动的认知和需求

    前面所描述的需求特征涉及公众对市场结果的不充分和缺陷的认知。对市场失灵（包括分配失灵）的这些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对应（correspondence）也许密切，也许不密切。正如英国哲学家科丁顿（Coddington）注意到的那样，认知并不代表知识乃至“知识的缺乏”，而是“知识的替代物”。与现实、乃至有关复杂现实结构的真正不确定性相比，这种替代物更类似于推测、希望或恐惧①。不同的影响都能够对认知的误差发挥作用并加大其与“事实”之间的疏远。例如，新媒体、政治活动者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动机常常导致它们夸大实际市场失灵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例（如相互勾结、限制进入、腐败、污染、垄断利润等等），并且强调市场结果［结果本身，以及作为目前或潜在（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的经常性不公平，出现部分区别仅仅是因为问题、缺陷和失误本身就比令人满意的、甚至成功的表现更具戏剧性、更引人注目。与平铺直叙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相比，通过把它戏剧化，副题（bylines）反而经常性地引人注意。一个对误差起作用的次级因素（second element）也许就会激发时事评论员热情地选择偏见。与其他职业群体或全体公众相比，其绝大多数成员对盛行的实践和政策即使没有敌意，也往往是持批判态度的②。

    另一个造成误差的影响来自政府干预可能增进其特殊利益的压力团体③。结果，这样的团体常常进行有效的政治努力，既强调和夸大市场的缺陷，又强调和夸大从政府行动中获取的社会效益。这样的例子有：支持增加政府教育基金的教师联合会的政治压力、卡车工业和卡车司机联合会支持各种限制水陆运输竞争的限令、航空工业（至少竞争力较弱的公司）尤其反对对航路和费用解除管制等①。

    一种造成更深误差的影响来自于政府（尤其、但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往往由于乐观地相信它（官僚机构或立法机构）拥有诊治市场缺陷的方法而对市场缺陷过敏。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往往寻求甚至夸大工作场所出现的潜在危险，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则往往更关心允许药品过早上市的危险。这些都反映了这些机构自身不可避免的职业风险。

    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较美国大得多的第三种影响，即西欧政治党派和工会，以及第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和文化遗产，一直倾向于夸大市场的缺陷。资本主义天生就趋于不稳定、剥削和不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为寻求和发现证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预设（predisposition）。一个自我确证的假设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不会比其他地方的小。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起自20世纪50年代、贯穿70年代的广泛流行的并有说服力的倾向，在80年代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曾经以抑制政府、扩大市场职能范围为目标的保守党政府，在公共政策方向上都做了大幅度逆转。在法国，甚至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都采取了鼓励和支持资本主义市场的政策（如解除或减少对工资和价格的管制、对刚刚国有化的企业进行私有化、承认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好处等）。在正在出现的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内部，普遍解除了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有效运行的国家壁垒，尽管这些面对外部市场的壁垒（即便不增强）看来很可能被维持着。尽管在中国、东欧、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苏联前加盟共和国，贯彻改革的进展千差万别，但在前共产主义①的第二世界，以市场为导向的、系统的改革却得到一致支持②。

    政策方向上的这些变化是否将继续维持还要拭目以待。即使它们持续下去，前面所描述的造成误差影响的类型有时也会产生这样的假设：尽管某些事件实际上是罕见的，但它们却是典型的和经常的。用统计学术语来说就是，“分离”（outliers）事件反而被解释为好像它们是“平均数”一样，因而成了基本现象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ies）的代表。在这种过程起作用的地方，其结果就是，已经觉察到的对市场失灵的估计可能整体上与它们真正的价值不同，因为尽管突发的或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是真实的，但并不表示它所声称的集中趋势或相对频率。

本文摘自《市场失灵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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