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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4 08:23:10
在政府（即非市场）通过夸大对某些服务的需求而提供这种服务时，需求的条件可能成为造成缺陷的因素。有些条件随着时间的过去已经变得更加突出，而有些则仍然如故。这些需求条件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1．增强的对市场缺陷的公共意识
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30 ■ 80年代，公众对市场缺陷的认识骤然增长。这种转变既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市场结果在社会最优化方面的失灵（例如有毒废物和污染物的增长、商业和劳工垄断权力的公然行使、增加的人口密度及其造成的拥堵、总体上越来越严重的外在性等），又是因为关于这些失败信息的更广泛的传播。随着市场活动的扩展，市场失灵的例子，无论是在发生的频率还是数量上都有所增加。这些失灵还成了信息媒体以及环保团体和消费者组织大规模活动的生动教材，使这些缺陷为公众所注意。可以理解，公众对这些缺陷增强了的意识已经降低了人们对它们的忍耐限度。
2．政治组织和政治赋权（enfranchisement）
实际市场失灵的增加和公众对它们的意识的增长，已经反映在许多团体和利益群体的组织和政治权利要求（赋权）之中，并受到这些组织和政治权利要求（赋权）的影响，这些团体和利益群体以前在政治过程中却是孤陋寡闻、没有积极性的，如妇女团体、少数民族、学生团体、环保主义者、消费者团体，以及核国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而且，所有这些团体，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已经要求政府立法、调控和出台其他规划来矫正市场失灵，以产生它们的支持者所期望的结果。集体诉讼（class action suits）、应急的律师费、司法裁决和维权奖励等已经为矫正市场缺陷的非市场干预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
3．政治奖励结构
在政治过程中（这种政治过程缓和了公众对政府矫正行动的那些强烈需求），对那些清楚表达问题、使之公之于众并对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立法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而言，即使并不承担执行它们的责任，奖励常常也会自然增长。
4．政治行动者的高额贴现（high time-discount）
政治行动者的贴现率也许比社会的贴现率更高，一方面是这种奖励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也与所选官员的任职期短有关。结果常常是政治行动者短视和需要对特殊问题或市场缺陷进行长期分析、实验和理解（以便查明是否最终存在一种实用的矫正方法）之间的明显脱节。因此，未来的成本和未来的收益往往被严重打折或忽视，而眼前的或短期的收益或成本却被夸大。其结果正是费尔德斯坦（Feldstein）所说的“政治过程固有的近视①。”
这种近视的一个戏剧性例子就是美国和西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规模再分配的社会福利项目普遍增长，这些项目受到自动生活费用调整的大力保护和推动。这些项目的立法得到了西方民主政体中立法者和行政人员普遍倾向的激励，他们高估了这些项目的短期效益（也许尤其是政治效益）而低估了其长期效益。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旨在帮助老人和穷人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Medicare and Medicaid）的失败也反映了这种近视，它导致了卫生保健成本的激增和卫生部门耗费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大幅度增加——从1960年的5.3%到1983年的10.8%，再到1990年的12.2%②。这种情况也同样反映在实行扩展的福利项目的失败上，如资助未成年子女家庭项目，尽管原本打算为贫困家庭提供帮助，其结果却可能是严重弱化了家庭结构③。
5．责任与利益的分离
最后，政府项目的收益者和支付成本者之间的分离常常导致非市场需求的误差④。经典的“搭便车”问题就是一种特殊的分离案例：无论任何特定的成员是否付出，利益均摊，或给予特殊群体。在收益和成本由不同的群体承担的地方，预期的受惠者建立政治组织和进行院外游说的动机将可能产生政治上也许切实有效但经济上却肯定低效的需求。在美国和西欧经济体制中，其他的例子诸如有农业价格扶持和补贴、对特殊利益群体和部门提供其他形式的保护、关税、自愿的或强制的进口配额、向外国提供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以刺激债权国的出口。
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这种分离既能够为政府干预的缺乏作辩解，也能够为政府干预的出现作辩解。例如，在美国的枪械管制的案例中，预期的受益者（即大部分公众）数量众多且分散，而将承受管制成本的那些人却被聚集在一起且被适当地组织起来了，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就是突出的例子。分散的多数人的动机也许太弱，以至于无法战胜集中起来的少数人的抵抗，尽管枪械管制的总社会收益也许超过持枪?所承担的成本，但政府的管制并没有得以实施。政治过程也许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公共受益者能够为枪支爱好者提供补偿，促使他们放弃枪械或者接受严格的枪支执照管制。
应该分清这种分离现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分离的第一种类型可以被称做“微观分离”（microdecoupling）。在现有的或未来的政府项目的收益被集中于一个特殊团体，而成本则被广泛地分摊到诸如纳税人或消费者这样的公众身上时，“微观分离”就会产生。与不得不（或开始）反对一个特殊项目的受害者相比，受益者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动机（也许政治上作更积极的努力）来发起、维持或扩展它。其结果可能是政府项目或调控或是低效率（总成本超过收益），或是不公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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