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市场供给的条件

    正如非市场需求的条件一样，非市场供给也与几个特征有关，正是这几个特征使得它与市场供给相区别并促成非市场失灵。

    

    1．界定和衡量产出的困难

    非市场产出常常在原则上难以界定，实践上界定不清，而且在数量的度量或质量的评价上尤其困难。当然，这就是为什么非市场产出在国民核算账户（national accounts）中被度量成生产它们所投入的价值。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中间产品，充其量只是预期的最终产品（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药物和食品分配的限制或禁止、美国通信委员会颁发或吊销的执照、军方组建和雇用的部队和设施、卫生和福利机构处理的病例和支付的款项等）的代理者。在每一个例子中，中间非市场产品对预期最终产品影响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

    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难以确定，部分原因是缺乏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就市场产出的情况而言，信息是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达给生产者的。例如，难以确定现在的教育（或福利项目，或环境管制，或食品药品管制等）质量比五六年前是更好还是更坏。

    当然，度量的难度在非市场产出中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美国邮政署的绩效（在成本和服务方面）就容易与联邦快递公司比较；尽管不是没有困难，但公立学校可以与私立的和教区的学校比较；而且，尽管也有某些困难，但警务部门也可以与私人保安机构比较。

    然而，更主要的是，非市场产出（如国防、管制行动、社会福利项目等）的合适标准却捉摸不定且争论不休。一般来说，通过其投入来度量非市场产出可以被接受，因为产出价值的直接度量是如此地困难。

    

    2．单一资源（single-source）的生产

    政府的单一资源产出通常是由单一机构生产的，而它在某个特殊领域的排他性特权（垄断）是法律赋予的、行政认可的，或兼而有之（例如管理机构、美国国家宇航局在太空开发中的作用、公立学校系统，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只有来自私立和教区学校非常有限的竞争）。问题在于（例如在提供某些形式的战场空中支援时空军和陆军之间）解决的方法常常根本与产出效率或质量无关。因此，持续竞争的缺乏造成了评价非市场产出质量的困难。

    

    3．生产技术的不确定性

    生产非市场产出的技术常常是未知的，或者说即使已知，也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在教育领域就有不确定技术这样的例子：科尔曼（Coleman）报告和其他研究项目通过参考考试标准分来评价学生的表现。曾经因为学生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安排了合适的补贴，而这些研究几乎没有解释由诸如班级规模、或生均支出、或师/生比等变量所引起的学生学业成绩的差异。我们仍然几乎不知道如何“生产”教育，以及教育产品究竟由什么构成。例如，对由标准化考试所衡量的认知和语言能力是否构成所追求的一整套教育目标存在着争论；即使这方面意见一致，但在课程设置、教师的种类和培训、教室或野外实验和运用、从实践中学，以及最适于提供教育产品的其他教育技术要素等方面，我们的理解仍非常有限。

    在国家安全领域，人们普遍假定：技术既先进又得以充分理解，但是，对（军备、人力、训练、后勤保障、命令、控制、通讯和情报的）投入和国家安全预期的最终产出之间的技术（生产—功能）关系，我们充其量只有有限的理解。从更精确和更学术的角度上讲，最适于产生有效率、有效果的威慑力量的战略防御和进攻能力的合成，却未被理解并引起广泛争论。

    与（在没有对劳动力供给和接受者的心理安宁及动机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福利机构和转移支付产生社会福利一样，或者与（在没有对制药企业进一步的研发动机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充分顾及潜在消费者面临的风险而提供食品和药物管制一样，我们对与生产这种其他非市场产出的技术的理解仍然是更加不实在的。

    

    4．缺乏结算（bottom-line）和终止（termination）的机制

    非市场产出通常与任何评价绩效的结算（与市场产出的损益报告相似）相脱节。与这种结算的缺乏紧密相关的是当非市场活动不成功时，缺乏可靠的机制来终止它们。

    因此，许多与非市场物品和服务相关的条件和特征都促成了其生产中各种缺陷的产生。这并非否认这样的事实：尽管非市场供给的条件也许有时造成了这种出错的动机，但政府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由想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尽责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

    以这些非市场供给特征为背景，就可以合理地假定：存在着与市场活动正倾斜供给曲线相似的非市场活动作用机?。基于这一前提，非市场产出的供给［只得（faute de mieux）根据生产它们时支出的成本和预算来衡量］往往会随着平均政府工资率（比如说，用平均文职人员工薪标准表示）和税收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当政府薪金标准（Pay scale）以相对的幅度上升时，政府机构的雇员将增加，它们支出的总成本（即非市场供给的标准尺度）会上升；而且，当税收收入和公共收入增加时，我们也可以假定，非市场总供给虽然吸收了额外的收入也将上升。（相反，诸如加利福尼亚州13条建议和其他限制征税这样的改革，往往限制并阻碍了非市场活动。）

    最后，似乎有理由认为，非市场活动的供给受到国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积极影响，它们通常相互关联。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产生更多的公共收入，非市场活动的供给（即支出的成本）往往将相应上升。新项目将产生，或者现有的项目将扩展，以吸收已经获得的额外资源。显然，某些非市场活动比其他活动更有可能扩展。例如，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也许卫生、教育和环境项目比再分配的福利项目更有可能扩展；而当收入下降时，相反的情况则很可能发生①。然而，随着收入的上升和下降，很可能出现非市场总供给上升和下降的趋势。

本文摘自《市场失灵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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