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悲壮的探行者(9)

    在当时看来，这个团队成本很高，作用不大，引起内部的不少非议，而李彬团队独立的文化系统与整个德隆系完全不融合。我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姿态和他们打交道。从当时的结果来看，效果极其不好，整个德茂既不能养活自己，又不能支持德隆，也让我们认为，从事金融服务的海归回到国内没什么作用。当时的理由也很充分，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非常成熟，非常发达，金融机构、机构内部的部门、各部门的成员已经按成熟的市场规律高度细分了，一个人离开那个背景，其全部的经验、文化、知识、专业几乎为零。做投行的不能做交易，做IPO的不擅长做并购，做直接投资的又没有服务意识，即使做并购，也不需要你个人组织全部资源。有人专门为你做好行业分析，有专业机构给你做财务审计、法律报告，提供整合方案、管理咨询机构的战略报告，什么都有顶级的专业机构为你做好。而在中国，市场没有那样的环境，机构没有那样的机构，个人则要求是万能的。以我为例，在中国资本市场浸淹了十多年成为老江湖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银行家到中国来也难以和我就中国的业务进行一对一的较量，但在他国金融的任意一个领域，我可能连他们的一个分析员的要求都达不到。

    不但李彬的团队溃不成军，给我合作了不到一年的龚炎也不适应国内市场回到澳大利亚去了；来自J•P摩根的基金经理干了不到一个月也走了，只有曾经供职于财政部，又代表光大银行在新加坡工作，最后又加盟大华银行的薛明，凭着一半海外经验，一半中国功夫，适应了国内市场。用来自百富勤的董事李祥生的话说，唐万新把整个海归都高用了一个档次。

    德隆事件渐渐退潮后，我现在改变了这一看法。不是我要吹捧唐万新，以今天中国市场的环境来看，唐万新是对的。试想，如果德隆不倒，友联不倒，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大量的交易机会，既不会落在凯雷的手上，也不会在高盛的手上，而极有可能在友联的手上，甚至德茂的手上。2007年1月份，来北京出差的李彬来看望我时，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强力的佐证。

    两年不见的李彬在德隆出事后，先在一家大型国内民企干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德意志银行做了一段私人银行业务，现在是法国一家银行的中国首席代表。这位娶了日本太太，是三个儿子父亲的三十四岁的帅哥没有选择回到美利坚，而是在失败了的地方漂泊。他最大的变化就是身上那种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色彩全部消退了，浑身上下透出的是中国功夫的味道，我真为他而高兴！也就是说，德隆要是坚持到今天，被中国文化所浸泡出来的海归金融人才，会在友联这个平台上干出纯外国金融家和纯本土金融家所干不出的业绩来。终了，仍然是一声叹息。

    从2006年开始，海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开展现代金融服务业的步伐越来越快，和上世纪90年代初那股H股、B股、红筹股来得更加猛烈。不论是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进入的方式，以及从业的人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巨大的金融资本利润眼睁睁地看着流进了洋资本的钱包。而且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这种势头会一浪高过一浪。脆弱的中国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在承受着十分巨大的冲击，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民族金融资本，虽然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强劲牛市纷纷用上市来进一步补充了资本金，改善了几大国有银行的资产结构，暂时降低了金融风险，但是如何提高民族金融资本的经营能力，提高金融资产的盈利水平，创新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市场体系、治理结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混业经营之路，是金融市场能不能有效支持和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来自这方面的走向和趋势*。

    由于德隆金融梦的破灭，政府和监管机构加强了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控制，而原来一些步德隆后尘准备雄心勃勃地进军金融市场的民营企业家，要么迅速退场，偃旗息鼓；要么改头换面迅速从公开转入地下，低调地把自己隐藏了起来。我们很难计算未来5-10年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会被外国金融资本赚走多少钱，也很难预测，中国的民营金融机构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在中国这个巨大的金融服务市场里占有一席之地。至少最近海外的一篇报道是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据称，海外金融资本在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后所赚到的几百亿美金，比整个目前还在危害着美国金融市场的次级债危机造成的全部损失还多。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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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