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悲壮的探行者(4)

    极为没有上市公司收购经验的步长集团，一步踏空，还以为占了便宜，甚至在媒体上宣称他们聘请了前国家体改委的资本经营高手，打败了资本大鳄德隆系，获得了红河光明的实际控制权，进去以后才发现是个陷阱，迅速找了个下家退了出来。更为可笑的是，步长集团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清楚，因为就在同时，步长集团正和我们有合同在先，他们正在委托我们收购江苏的优质上市公司，南京的金陵制药。收购金陵制药的工作就是由友联南京国投旗下的团队欧阳敬润负责执行。欧阳是上海交大的硕士，部队转业干部，在南京也是比较早的资本市场从业专家。他带领的团队和步长相处得也算是很密切，但是代表一家民营企业收购江苏的优质上市公司金陵制药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江苏是一个国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的省，民营企业甚至是位于西部的民营企业要收购金陵制药，肯定是难上加难。如果要获得成功，至少有三个强势条件：第一，如何让政府同意；第二，高水平的并购、重组、整合方案；第三，交易代价和支付保障。要达到这三个条件，首先要做的不是对目标企业的研究，而是对收购方要进行的研究。对步长的研究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这是一个财务不愿透明的家族企业。父亲赵步长创业，儿子赵超、赵涛，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我们团队的调研很多信息都取不到。战场上一定要知己知彼，自己都认识不清楚，你认识清楚别人有何用？金陵制药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其透明度比步长肯定要高得多。民营企业不愿透明的最大障碍是税收和资产，财务的真实性。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动用很多资源在南京作了大量工作，政府也同意我们拿方案，但最终因为步长方面的原因，此项委托不了了之。结果，他们选择自己做收购，暗中还当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以失败告终。

    我已经遇到过很多起类似的事件。这类事件充分说明，中国企业的整体经营管理的理念、方法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全球的并购成功率都不高，中国的企业并购成功率没有人研究过，但我相信更低。企业并购是一项发生非常频繁，而又永远都在追求并购的至高境界，但永远都有遗憾的经济行为。十多年来，不管是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真正成功的经典案例实在是少于要吸取教训的失败案例。我一生都在追求操作最为理想的并购，我做过或领导做过的许多案例里头，我也最多认为只有一两件可称之为国内的经典案例，离理想的并购相去甚远。在中国要完成一桩理想的并购太难了。中国缺少对并购的本质理解，缺少并购文化，缺少产生高水平并购文化的土壤。中国的企业，并购经常没有专业投资银行提供服务，都是由交易双方“自由恋爱”；中国企业之间的并购环境也很差，没有为并购提供服务的资金。中国从事专业并购的中介力量往往也处于弱势。

    好像命运注定要挑战我们的激情，刚一上班就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非典”。

    全国上下笼罩在“非典”的恐怖之中。这让我想起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随时都在关注着这种不可预知的东西会造成什么结果。开始几天显得异常紧张，全新的德隆大厦刚刚投入运行就按照浦东新区非典防疫部门的要求完全封闭起来。在行政部门的安排下，德隆在汤臣高尔夫别墅里租了一栋，作为临时指挥中心。真像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大厦成了危险区，别墅成了战时指挥中心。由于德隆是全国性企业，甚至是跨国公司，全国各地每天都会有内部、外部的人到上海浦东和德隆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一刻也不能停顿的机器。

    大厦总部要求所有外面来的人都不允许进入大厦，所有来拜访德隆的人士只能在底层的多功能厅，这里被临时辟出来作为对外接待室，而且有医务人员在此。即便是唐万新也得遵守这样的纪律。我曾邀请新华联集团的董事长傅军来德隆讨论收购金六福的事。傅军带着新华联、金六福一行人也只能在多功能厅与唐万新见面。最后连饭也没吃就结束了。十分可笑的是，当唐万新下来和傅军开会时，发现唐万新的母亲也带着一帮人在这里开会。这个时候的老人家完全没有一点病态，精神非常好。

    由于我的团队都不在大厦办公，全部分布在陆家嘴的几栋大厦里，我已经没法召集我的团队负责人会议，只能在大厦外的草坪上和大家简单做些交流，只好让大家先按兵不动。我们的业务性质是必须要跑出去的，“非典”让我们的任何工作都没法展开。我只能在电话上告诉大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的产品手册进行进一步讨论、修改、细化，然后给大家培训。

    整天憋着十分难受，我们像囚在笼子里的浑身充血的斗兽，期待着在旷野里拼命地追逐。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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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