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悲壮的探行者(13)
尽职调查是投资银行的一项基本功,尽职调查的结果将对交易是否成功有很大影响。通常的尽职调查方式都是制定一套标准提纲,然后交给客户,规定一个时间,让客户将尽职调查所列示的内容填写准备好,然后交回来,根据一些原始资料和填写表格进行分析判断。这种方式有一种很大的弊端,一是调查者取得的数据有限,二是提供者经常因为不熟悉需求而不能准确达到调查的要求。我从学校的考试试卷的变化上得到启发。过去的考试试卷是试卷页数很少,每个应答者要写很多东西,写不下还要加纸,大量时间都耗在书写上。考题的容量受到很大限制。现在的考试题试卷越来越多,考生写得很少,不是填空就是选择,题量很大。
那么,尽职调查的方法就可以设计出非常详细的提纲出来。我们准备得很细,让提供者很容易、很轻松地填写出来,既让客户满意又容易操作。研发部根据我的创意几易其稿,制作出来非常详细、非常丰富的尽职调查提纲,边用边改,虽然还没达到理想的效果,但使用起来效果好多了。
我们对重庆长安集团项目的开发也充分表达了友联作为一个金融控股模式的优势,也是友联模式的标准化范例之一。
重庆长安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后起之秀,2002年的销售额已突破100亿。长安是德恒证券的委托理财客户,由于重庆总部经理的推荐,我们拜访了长安集团的主要领导,也演示了友联模式的PPT。集团领导也觉得,友联这套全面金融服务模式可以给长安带来很多服务,创造很多价值。于是长安的领导提出要求,能不能针对长安集团目前的状况制作一个建议书,并且希望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持股、激励机制方面提供较为具体的方案。
重庆长安是我有特殊感情的企业。我出生在重庆渝中区嘉陵江边的下曾家岩,我家的江对岸就是长安机器厂。从小能知道的,能够隔江眺望的唯一大工厂也是长安。人小的时候经常会有大人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小男孩都是说参军。而我却想去当工人,但不敢想去长安,因为太远了,我只能说就在我们家门口的一个酱园厂(一个小型调味品厂)。文革武斗期间,我见识了长安厂的厉害。隔江两岸分别代表不同的派系,我家背后的不远处就是重庆团市委,当时被第六中学占领,双管、四管的高射机枪就在我们头上打来打去,边打还边用高音喇叭进行宣传,互相谩骂。学生手上的武器哪里敌得过军工厂的武器,这时才知道心目中的大工厂原来是造枪造炮的。枪林弹雨下,我祖母只能用一床棉絮浸水后盖在饭桌上,我再把竹席铺在地上,我们祖孙二人就在桌子底下躲过了整个1967年的夏天。我祖母告诉我,抗日战争时在重庆躲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就是这样过来的。
由于这份特殊的记忆和情感,我自己设计提纲,让助手们写内容,我又做了认真修改,最后在没有收取一分钱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份建议书——《让友联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进入长安汽车价值链的每个节点》。
在这份报告里,我借鉴了德隆汽车产业整合方案的一些内容,分两条主线来讨论为长安汽车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一条主线是长安汽车的生产经营主线,即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生产、整车的组装、产品销售、售后服务;另一条主线是资本结构、投资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我的特长总是能将金融服务与企业管理咨询结合起来,全面提升企业价值。
原材料采购核心是供应链管理。如何有效处理好供应商、采购价格、结算方式、库存量、账期的关系异常重要,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金融服务手段是商业银行。友联旗下虽有昆明商业银行,但不可以从事异地业务,我便和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达成了默契,凡是友联与长安的合作涉及商业银行业务的,全部由中信银行提供。其实长安本来就是中信银行的重要客户,他们也希望我们的金融创新业务模式能够和他们对接,由此给他们创造更多的业务机会。但是在这个环节,同样有其他全融产品可以设计,如仓单质押贷款的证券化就可以设计成结构投资产品。
在零部件这个环节,金融服务就大有文章可做。一辆汽车数万个零部件,涉及若干企业,不可能在一个汽车制造企业里全部完成。哪些零部件采用自己生产,哪些采用OEM,哪些直接进行采购,哪些进行合作或控股投资或参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系统。高度成熟的汽车产业,核心竞争是价格的竞争,价格优势取决于成本优势,零部件系统的优化管理是企业成本管理最重要环节。老实说,我并不懂汽车生产,但是我相信我们肯定能设计出用金融技术来提高成本管理水平的财务模型。
在整个方案里,什么节点用银行,什么节点用金融租赁、什么时候用汽车金融,什么节点用直接融资*,什么节点用间接融资**都作了初步考虑。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