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评说》 答复网民的提问(3)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引进西方社会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的同时，参照西方社会的一些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做法，我们引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概念。于是近两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陷入社会的一片谴责声中。

    其实也许这些高喊着企业社会责任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懂西方制度下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西方的社会责任是个人与企业共同的社会责任，是从私有产权的角度及对弱者的帮助出发，从个人的自我行为发展到企业的社会行为。

    中国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责任的信仰的，因此更多的是“为人民服务”与“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精神，是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对于公有产权的部分，则是“爱护公物”、“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精神。因此在公有制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中没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企业是按计划与国家的指令承担社会责任的。

    两种完全不同的产权制度必然会出现对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与要求，同样，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正处在刚刚开始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刚刚开始允许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平等竞争的阶段（尚有大量的行政垄断存在），民营经济尚处于起步期，并不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更不可能独自参与全球化竞争。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未完成，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尚未落实，许多企业尚处于亏损阶段，除国家支持与垄断的行业外，很多企业同样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开的资本市场，企业尚未完成自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不能依靠资本市场解决资金与扩大规模，只能靠经营利润形成的积累与沉淀。而中国真正能称得上富有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总体的社会矛盾与企业面临的难题相同，都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解决生产能力与经济实力不平衡的矛盾。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第一步并非是对社会提供三次分配捐助，而是合法经营。那么企业是否在合法经营之后就没必要承担三次分配的责任了呢？起码这不是像必须依法纳税一样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而是投资者的一种主观意愿。投资人有权决定财产的处置方式，产权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用途。当然扶助弱者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心，会让多数人和企业积极参与全社会的三次分配活动，但这绝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责任。

    华远有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并不代表华远没有自愿地为参与三次分配的社会公益活动进行过专门的宣传。

    早在1984年华远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按区政府的要求无偿举办“大龄青年舞会”的公益活动；无偿为西城区配备了第一套中学的计算机电教设备；举办了西城区战略研讨会和“华远之声”公益音乐会……

    二十多年间，华远还为西城区出资建设了法院、党校、经科大、政府会议楼、老干部活动站、区公安局、多个派出所、多个街道公厕以及多种零星建设工作，提供了数万平方米的办公设施等建筑。

    为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从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铁人三项赛、第一次英式橄榄球赛开始，华远拥有了中国第一家乒乓球俱乐部，拥有乔红等前世界冠军选手，有中国最好的桥牌队……全北京会打桥牌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华远的，华远是中国为桥牌运动出资最多、时间最长、取得成绩最好的赞助商，

    北京连续十多年的各种群众性桥牌竞赛都是华远出资支持的，华远队还代表中国赢得了日本“NEC杯”国际桥牌邀请赛的冠军。华远常年对中国各种体育活动的赞助超过了几千万，这还不算华远专门对亚运会和奥运会提供的上百万元的赞助。

    从第二届“京港研讨会”开始，华远就协助政府和各种机构举办大量的国际会议，包括最初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京演讲。

    从中国改革基金会成立之日起，华远就提供了800万元的支持，并提供了中国改革理论研究的各种课题经费和会议经费，包括为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发出的第一笔100万元的经济学贡献奖。华远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支持远不止几千万元，其社会效应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

本文摘自《任志强解读地产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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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房地产业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任志强的每一番言论都能在业内掀起不小的波澜。在这本书里，任志强继续以其随性而辛辣的笔调，对调控政策、楼市现状等房地产业和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或探询、或质疑、或回顾、或前瞻的评述，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共58篇文章。上编回顾了1999～2008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状况，对历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及相关法规进行审视和解读，并提出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