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企业的秩序

    4.温州企业的秩序

    在上述的经济环境之下，温州经济就是一个特别的现象。温州私人企业就是温州背景下的自由企业。关于这一点，温州官方有一个不错的描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本地实际相结合，发扬‘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的精神，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经济从家庭工业起步，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解决经济总量问题，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资金、人才、技术为纽带，引导家庭工业走向股份合作，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发挥了‘小资本、大辐射’的效应；第三阶段是1992年以后，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开展了以全面提高经济质量为核心的第二次创业，全市的改革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营造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态势。”《温州市志》，温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

    这种大致的代际划分，刚好与奥康的20年发展轨迹吻合。王振滔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表述过这方面的心迹。

    “事实上，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过去，社会上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能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作过这样设计的，不少人是一些伟大的学者。另一种主张，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主张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任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秩序。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领域，蓝图和实际，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预先设计得越具体，越难以符合实际，最终陷于空想。比如说，过去曾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成功，结果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代替，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当然，在空想社会主义环境下，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了自己远大的目标，但不符合现实的想法最终还是要被现实所取代。所以，社会主义事业毕竟还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受信息供给的限制，总难免犯理想主义错误。比如说，我们曾要求全社会清一色的公有制和唯一的按劳分配形式并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并存，这种设计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果在实行了20年后，不得不进行改革。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温州模式的重构与再造》，王振滔著。此文为２００６年４月长江商学院ＥＭＢＡ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曾鸣。)

    如此看来，王振滔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体会了经济自由秩序的重要意义。沿着他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温州经济就是自由经济秩序的一个实证。我们查阅了《永嘉县志》(《永嘉县志》，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很清楚地记载着，在20世纪50年代，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那时候叫“土地专管制”，得到永嘉县委的支持，温州地区千余村庄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这件事一度被打压下去了，县委几位领导人都受了处分。但是温州人并不从此甘心，他们继续走永嘉县的道路，包产到户几起几落，还把这种自发机制引到城市里面去，另辟蹊径。

    这几乎是一种制度方法的革新与胜利。了解温州实际的人都知道，温州这个地方土地太少，人口太多，能够内化的资源少之又少。所以温州人有某种四海经营的历史传统。从明清两代起，温州人就到外地经营，有的还出海渡洋，到国外去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出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就地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开始搞小商品生产，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商标标牌等。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较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论其特色，它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现在浙江与广东并驾齐驱。

    商品生产是有成本的，有一种成本叫做交易成本。理论上，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交易成本就是零。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总是存在摩擦，存在来自多方面非协调阻塞因素。人们进行商品交换，为避免不公平竞争，协调彼此行为，必须制定游戏规则，讨论、开会、洽商，都得费时间、支付费用，就是说要支付交易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又必须节约交易成本。这方面，温州人先是把个体经济组合成多种形式的联合体，有股份制、合作制、合资经营等。联合体的出现，一方面体现生产力发展引起?产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节约，而使交易费用内部化。此外，为适应小商品扩大交换规模的趋势，进而建立集散中心、小商品专业市场。

    过去中国社会有一种流行做法，叫做“扎堆”。做买卖的人找一个地点，同行同业扎在一块，能便利客户。温州有闻名国内外的纽扣市场，就是从“扎堆”长大的。这些市场带动各乡各村，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连片发展小型制造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发扩展，又建造了一些小城镇。小城镇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小”，更表现在它是城市网络的节点。城市作为网络结构，发展了不同于农村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对于加入者，有利于取得某些自己缺乏的生产要素，能够比较容易地学会经营、生产、服务。农民加入，较快改变了农民身份；第二产业进入城镇，可以共同利用服务业，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分散部署于乡村田野，不利于服务业成长。乡村里面不可能到处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运输、通讯等机构。如果企业自己设置这些机构，搞小而全、大而全，又将加大成本。所以，聚集到城镇不单有购买服务的便利，同时便于搜集信息，据以安排自己的生产、分工，当今还能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争取社会认同本公司业绩，并得到社会认同与合作。

    只靠家庭分工，没有社会分工，经济是难以充分发展的。因为只有社会分工的扩大化最终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城镇能够促进生产的社会化，而生产社会化又能促进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社会化乃是一个事物的多维表现，更是社会赖以取得进步的必备条件。

    人们向城镇聚合，取得集聚效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产生对周边的辐射作用，从而把周围的乡村经济带动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温州人每到一地就扎堆，到了北京就创造了浙江村，有一个，就带出多个，到了意大利又创造了许多浙江村。温州现在有200多万人在全国，50多万人在国外，创造了一个大网络。它为温州人互助互学、相互策应、协调对外交往、在异域经营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样一个人，离开网络，就会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机会。这正反证了网络存在着强有力的凝聚力。(《解读温州经济模式》，杜润生著，《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２版。)

本文摘自《一个企业背后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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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家典型的浙江企业。
　　这更是一家以自由主义精神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
　　从小小的鞋铺起家，一直发展到成为知名的民营制鞋企业，奥康的发展过程是典型的温州制造业的发展之路。就是在浙江的商业环境下，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奥康才逐步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将路越走越宽。在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奥康的典型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其已经成为民企中成功的代表，更体现在其在自由竞争模式下，所体现出的经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