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国企业(2)

    改革初期的短短5年，以上5个企业带给当时的中国财富上的震撼，已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形容，其实，它们带给中国的，更多的是关于改革的思索：隐藏在企业脱胎换骨、翻天覆地变化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而制度的创造必须基于现实的物质条件以及大多数人对发展的共识。围绕这个思索，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去学习、去改变、去探索，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传奇。1978~1982年，中国改革的第一个五年，记住宝钢、招商局、国航、TCL和红塔，是它们引领中国经济上路了。

    当《第一财经》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中国企业经营传奇的时候，2005年1月1日，美国的莎拉•邦吉奥尼一家也展开了一场为期一年的中国产品抵制活动，他们想试试看，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和创造力，能不能不靠中国—这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过日子。

    邦吉奥尼的真实世界大冒险，充满了琐碎亲切的小人物趣闻。你可以看到，对她来说，抵制中国，意味着管好想造反的老公，让想买中国制玩具的儿子屡屡失望。你还可以看到，不管是购买生日蜡烛这种普通物品，还是挑选高档成衣，都成了折磨人的差使，要是家用电器坏了，更会引发小小的危机。

    《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不仅展现了中国这个制造业巨人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大家的生活，还强调了全球化的现实状况。低工资和政府补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日用品的竞争能力，世界各国和各大企业很快会面临这一尴尬的现实：为了生存，它们必须依靠这个经济巨人。商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纳罗夫经济咨询企业总裁乔尔•纳罗夫这样认同这本书：“中国远东之兽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是现实与大众感知，却不一定相互吻合。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中势不可挡的经济压路机呢？不靠中国产品，我们能过得下去吗？这便是莎拉•邦吉奥尼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

    这本书也许是基于全球化的观点展开，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中国企业30年的影响力，这让我想起德鲁克对于现代日本的描述：

    “日本人被公认为并非创新者，而是模仿者（不仅西方人这样认为，日本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因为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技术或者科学创新，他们的成功源于社会创新。”

    我借用德鲁克对于日本发展的研究角度，同样感受到中国30年的企业发展也独创了“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体制必须是纯粹“中国式”的，而且必须非常“现代化”，它们必须由中国人经营，同时又必须适应高度技术性的西方经济体系。科技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引进，并且不会带来多少文化风险；而体制却需要有文化的基底才能茁壮成长。30年前，邓小平经过慎重的思考，带领中国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定在观念、思想和管理上变革和创新，对于技术创新加以模仿、引进、消化和改造，结果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事实上，即使是现在，这一政策依然很适合中国，尽管早期有些人认为这是“假冒”，但是当我们能够提供真正具有价值的产品的时候，人们普遍称之为“模仿创新”。

    30年撬动世界的四个杠杆

    许多国外投资者在制定其经营计划时，都认为他们的中国同行只是一些简单的低成本竞争对手，但是，这些中国企业在产品与服务分化方面的竞争能力却会使他们大为吃惊。从最初的学习开始，中国企业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正以无法预料的速度发展并形成具备自身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品牌、研发实验室和生产设施。我认为中国企业正凭借四个杠杆撬动全球企业界，众多中国企业家都试图创造和应用至少一个杠杆来帮助他们确立全球性竞争者的地位。

本文摘自《成为价值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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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中国企业跨入世界，企业变大，世界变小；30年后，中国企业融入世界，企业?大，世界更大。
　　由于转型速度在加快，中国过去30年工业化进程还在进行的同时，资本化的浪潮已经来到，而且越来越轰轰烈烈。进入2000年之后，一些垄断性行业次第开放，银行、电信服务、保险、能源、传媒等领域的开放过程中，中国企业开始从“体制改革”转变为“专业能力提升”，这最终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秩序进步的一个由外而内的国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