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神童”到“全球财富”(1)

　　主持人：说到人才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您12岁的时候就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应该算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被人们誉为“神童”。您自己觉得您跟普通人一样吗？

　　张亚勤：我认识很多年纪比较小上大学的，我自己并不认为有“神童”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有的时候可能有点误导。尽管很多小孩很聪明，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发挥这个聪明、使用这个聪明，所以EQ也十分重要。我们一会儿会谈到这个IQ和EQ本身的一种互动，有些是先天的，更重要的是环境，是自己人生的一种选择，这个我想很重要。

　　龙永图：我记得当时这个少年班也就是后来社会上普遍讲的这个“神童班”，好像是1978年搞起来的。

　　张亚勤：对。

　　龙永图：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产物。我听说这个少年班是当时诺贝尔奖得主，像杨振宁啊、李政道啊、丁肇中他们几个倡导搞起来的。你觉得他们开始搞这个少年班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好像为中国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后备军的意思？为什么正好是他们三个诺贝尔奖得主极力倡导搞这个少年班？

　　张亚勤：当时是1977、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我想整个国家都是有这么一个心态，就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可能在教育方面、人才培养方面做了一种尝试，一种探索，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我最近又和杨振宁先生谈到当时的历史，他正好是安徽合肥人，科大在安徽合肥，我想当时的话他是觉得经过了“文革”的中断，中国确实需要一种机制，快速地培养人才。如果看一下目前少年班整个的情况，我的同学的发展状况，我想都是相当相当成功的。我们可以谈到什么叫成功。我想成功首先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第二要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力；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达到自己的极限，要进取，要主动地选择生活的方式。如果用这个准则来度量的话，我觉得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成功了。很有意思是我们十年前有一个同学聚会，那个时候聚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纽约，一个是硅谷。

　　龙永图：大部分同学都出国了。

　　张亚勤：对，那是十年前。两年前又有一次聚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合肥，他们又回来了，直接地间接地回来了。

　　龙永图：这个事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三十年来发展和变化的进程。

　　主持人：现在少年班好像学生也是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要是给我重新选择的话，我未必会选择上这个少年班；有一部分人会像张先生一样，认为中国是不能没有少年班的。您觉得这两种说法您认同哪种？

　　龙永图：从我来讲的话，我本人是不太赞同搞这种少年班的。因为我老是觉得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培养的过程。

　　主持人：按部就班比较好。

　　龙永图：这样子的话，从我自己来说，也引起了我对现在教育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端的思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学生就像在上大学一样，他们非常辛苦。那么小小的孩子，他们应该有一个非常欢乐的童年，应该主要建立很好的心理素质，建立很好的与人去沟通的基础；他们应该非常轻松。

　　到了初中高中更辛苦。其实那时候正是花季少年的时代，他们应该充满了幻想，非常高兴。后来到了大学，好多人就觉得，噢，可算熬出来了。

　　主持人：终于进了保险箱了。

　　龙永图：我们的大学生变成了非常快乐的大学生。当然我不是说都是这样的，他们一下子松下来了，所以我就觉得整个变成了一种倒挂。本来是应该非常happy、非常高兴的时代，他非常沉重；本来上大学以后，应该非常严肃地集中精神学习的时候，他又非常relax，非常放松。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像你们这样十几岁的人就要上大学的课堂，那时候你们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是那种压力可能和现在小学生的压力不一样。不知道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十几岁的孩子念大学课程有什么样的感觉？

　　张亚勤：我不是教育专家，只能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讲讲我的看法。在当时这个时空点选择少年班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对我来讲。我想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可能太多地注重考试、太多地注重竞争。像刚才龙先生讲的，小学中学的时候，小孩的家庭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还有各种的竞争特别多，该放松的时候、该体验的时候、该enjoy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快乐的时光，在大学反而是放松了。对我来讲，我当时到了科大，其实并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到了科大，科大是特别宽松、自由的这么一种学术的氛围。我去了以后，也没有父母管着，自己的作息时间也很自由。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

　　 龙永图与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中粮集团董事长的宁高宁、蒙牛乳业集团董事长牛根生、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SOHO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皇家飞利浦大中华区总裁张玥、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等商界精英论道，揭秘中外企业的成功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