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就是接受一种合作的精神

　　龙永图：联合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工作，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们是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当时中国还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不接受任何国家、任何组织的援助的。因为当时我们比较片面地理解“自力更生”的原则，所以哪怕出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样一种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当时我们都拒绝接受任何国家，甚至人道主义的援助。当时大家是一种非常僵化的思想。

　　我们重返联合国以后，联合国有一个很庞大的援助方案。中国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联合国的很多高级官员都找到中国政府或者驻联合国的代表，希望我们能够接受联合国的援助。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不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就缺乏一种代表性。因为对于联合国来讲，一个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他们的援助方案，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而且从整个联合国系统来讲，他们也希望通过联合国的这种援助，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能够了解联合国，了解其他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友谊、对其他国家的支持有深刻的理解，从而加深联合国促进人类相互之间的理解、支持的这样一个宗旨。所以中国成为联合国援助体系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他们当时都很不理解。

　　主持人：这是1971年的事？

　　龙永图：这是1971年到整个70年代吧。后来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外经贸部有一个副部长叫魏玉明，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到纽约去。当时我在纽约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那时我还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我负责和联合国经济部门的联系。1979年魏玉明副部长到纽约访问，就根据中央的新政策通知联合国方面，中国决定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我记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署长莫尔斯，还有亚太局的局长约瑟夫，都不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我是做翻译的，他说Mr. Long，您能不能重复一遍刚才魏玉明部长讲的话？我说是的。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惊讶呢？

　　龙永图：因为1971年到1979年，他们做了七八年的工作，邀请中国成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一个部分，中国一直不同意。所以当中国突然发生了这样180度的政策大变化的时候，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当时还没有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1979年我们决定参加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工作，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同时继续向联合国提供援助，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和联合国整个系统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

　　主持人：中国答应接受援助，这对于联合国，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马和励：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1979年是个分水岭。它意味着中国开始从不同的经验中，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方式，应用于中国的发展。这远非仅仅知道哪些是不好的、是该舍弃的，而且知道如何做才是有益的，这对于中国加速发展很有帮助。我们的项目非常简单，我们觉得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的领导和体制决定的。联合国的作用就是把国际上最好的实践经验带到中国，让中国和世界接轨，这就是联合国的作用，也是联合国和中国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还有一个很简单的理念，只要我们参与进来，我们就能做得更好，尽可能地帮助中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龙永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当时决定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就意味着中国更加深入地成为联合国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果中国在联合国发展系统当中，只提供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话，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单向的合作，而不是一种双向的合作。其实联合国的援助钱不是很多，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在于钱的数量，而是它的一种精神，一种合作的精神。中国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以后，联合国派出很多的官员，到我们最基层的群众当中去，使老百姓知道，全世界是一个大家庭，这些钱都是其他国家捐助的，体现了一种友爱的、合作的精神。我认为这个可能比联合国援助的那一点金钱更为重要。所以中国那么多年来接受联合国的援助，确实起到了一种加强中国普通民众和联合国，以及它所代表的全世界各个国家普通民众的关系的作用。这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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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政界、经济界风云人物展开对话，纵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