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3）

　　某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制定了它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法规，开始单方面地重新设计医药市场。

　　例如，印度政府就决定不给食品和药品颁发产品专利，使制造商可以仿造美国或欧洲公司的专利产品。由于只需要收回制造成本，而不需要支付任何研究费用，也没有专利的保护，它们可以把价格定得很低。与发达国家有专利支持的垄断局面不同，在2000年的时候，印度的医药产业里大约有2万家公司，产生了非常具有竞争性的价格。氟康唑是一种抗真菌感染的药物，它的价格显示了垄断和竞争的区别。在印度，该产品没有专利权，并且有许多家制造商都在卖这种药，彼此竞争。然而在美国，由于有专利的支持，市场被唯一的供应商所占据。在印度市场上，每片药的价格只有25美分，而美国市场上的定价则是10美元。

　　在巴西，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制造商也不需要顾及专利的问题，这使得许许多多付不起专利药品价格的艾滋病患者有机会接受治疗。1997年，巴西政府开始鼓励国内的制药公司复制抗艾滋病的专利药品。政府买下这些仿制药，并且免费发放给病人。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复合疗法的价格只有美国市场价格的1/4，其中一种药品的价格仅为美国售价的十六分之一。这样的政策使巴西的艾滋病死亡人数急剧下降，取得了发展中国家里罕见的成功。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说：“这是一个政治和道德的问题，面对这样艰难的处境，我们必须采用现实的态度，不能只依靠市场来解决。”

　　1997年，南非通过了一项颁发强制特许令的法案，使人们能买得起主要药物。这意味着强制使用专利，制造或者进口仿制药品，并给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削减了非洲药品制造商需要支付的专利许可费之后，政府预计可以把药品的价格降低50%~90%，从而使药品得到更广泛的使用。泰国也效仿南非通过了允许规避药品专利的法律。

　　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一个条款准许他们忽视专利权，自己生产某些药品，即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强制特许令是可以采用的。美国政府自己有时也对某些专利采取强制特许令的措施，常常是由于反垄断的缘故。政府会命令某家公司开放技术，以便打破垄断。

　　跨国制药公司并不认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指控无视专利权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游说美国政府对巴西施以贸易制裁。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谈到巴西时说：“他们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和我们的公司进行合作。”该协会同样反对南非的做法。发言人说，这样的立法是在“废除知识产权，如果全世界都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那会大大抑制科学研究”。他接着说，南非的行动是“盗版行为”。专栏作家安德鲁·苏利文也站在厂商的立场上，他写道：“印度和巴西的那些公司是美国产品最好的仿制者，也是最坏的小偷。”

　　制药公司拼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比如，2000年的时候，来自印度的西普拉公司开始在加纳销售一种抗艾滋病药物，该药品是跨国企业葛兰素威康公司一种药物的仿制品，售价只有专利药品的1/10。非洲当地的专利部门裁定，葛兰素威康公司的专利在加纳无效。然而，在葛兰素威康公司威胁要起诉之后，西普拉公司还是停止了销售。

　　发展中国家表示，为了抢救生命，它们需要废除专利。一位肯尼亚的议员说：“当我们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拒绝让他们获得延长生命的药品呢？”制药公司则反驳说，为了鼓励创新，专利权是必要的。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知识产权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失去开发新的、更有效的抗艾滋病药物的激励。”

　　到底哪一边是对的呢？专利是一项并不完美的制度设计，废除它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既然无关原则，那我们在评判双方相互对立的主张时只需要比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就可以了。

　　强制特许令会带来某些成本：践踏制药公司的知识产权，使药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将意味着利润的减少，用于研究更新、更好的药品的费用也会削减。其收益则是：死亡率会降低。尽管只能挽救一小部分非洲的艾滋病人（因为要让更多的非洲患者获得药品，只有降价是不够的），但数千万人的一小部分就意味着许许多多的生命。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成本收益是很容易计算的——结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既然高价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原来就卖得很少，那么允许非洲搭上世界药品创新的便车，将不会造成制药公司利润的大幅降低，也很少或根本不会影响研究投资。比如，1999年的时候，葛兰素威康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销售额只占其全部4.54亿美元销售收入的10%。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其他地区的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成本。但是，如果树立了一个先例，导致其他药物的专利也被践踏，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的开端效应，会带来一种间接成本。还有，把廉价药品走私回西方国家，会从根本上动摇制药公司的定价。但是，挽救或者延长许多生命所带来的收益毕竟是无法估量的。除非有人执着地相信知识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贫穷国家规避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益肯定将超过其成本。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令是一项应付危机的措施，这一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刚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在制药公司慷慨的政治游说之下，它倒向了产业界一边。克林顿政府以贸易制裁威胁那些仿制药品的国家，美国国会也威胁说，要减少援助。1999年，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在一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美国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在积极、一致地努力说服南非政府撤销或修订它的药品专利权法律”。美国还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递交了一份对巴西的控诉，指责巴西政府允许当地公司仿制其他公司的专利药品，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

　　然而，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慈善组织抓住契机，引导了公众舆论。报纸上经常报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积极分子还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早期阶段，他们对参加竞选的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穷追不舍，大声质疑他的演讲。一个社会团体还在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部门口搭建了“垂死舞台”，布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体上涂上白灰，并且打出“让每个国家都用上药品”的标语。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东出于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考虑，以及出于对公司的公众形象影响股价的担心，也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降低自己的药品在贫穷国家的销售价格。由于这样一个广泛的公众压力，到2001年为止，在公共卫生专家向世界发出贫穷国家即将爆发艾滋病危机的警告10年之后，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

　　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不再对撤销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制裁。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设立了专项基金。欧盟提出了一个两部分的计划：梯级定价，降低贫穷国家的药品价格；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私人慈善事业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创办了全球儿童疫苗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疫事业负担成本。当然，投资总额依然不足，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测算，还有数百亿美元的缺口。

　　当时，有39家制药公司对南非政府提起诉讼，指责南非的法律允许践踏专利，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抗议者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法庭外高举标语，称制药公司的总裁是“艾滋病吸血鬼”、“比病毒还要邪恶”。人们指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使诉讼演变为那些公司的公共关系危机。2001年4月，他们放弃了诉讼。一位名叫马谢科的南非艾滋病患者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官司，否则很多人都只有去死。只有赢得这场官司，我们才有希望。我们必须赢。”制药公司撤回这次诉讼开创了一个先例，意味着贫穷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健康的原因取消专利权。

本文摘自《一部市场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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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中描写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市场：从荷兰的鲜花市场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从亚马逊网站到河内的街边摊档，从拍卖会到体育赛事转播权竞价等。作者写作这部自然、生动的市场演进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带领我们“重新发现市场”：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让市场有效运行的因素是什么？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对于个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经历了30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体制和市场经济远比人们以前所想的更富弹性，更具潜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