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胜利（1）

　　1995年，河内街头的一名警察正在训斥一个小贩。他熟练地挥舞着警棍，打烂了她正在卖的西瓜，还捣毁了她的手推车。围观的人们胆怯地看着，一声不吭。没有任何旁观者试图调解，他们都知道，不要和越南警察吵架。完成任务之后，警察大摇大摆地走掉了，路边留下一片狼藉。那位小贩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暴虐的警察了，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坚持下去。

　　河内的路边小贩大多数是那些戴着圆锥形草帽、领着小孩的农村妇女，她们销售一些水果、蔬菜和小商品。城里人把这样的货摊戏称为“跳蛙市场”，因为这些商贩通常都把自己的货物装在小推车上，或者挑在扁担下的篮子里。她们需要尽量快速地逃避警察，如果谁不幸被警察抓到，那就只得眼巴巴地看着警察把自己的商品毁掉或者拿走。那些侥幸逃脱的商贩则会在另一条街的角落里继续做生意。当地的一份党报呼吁，城里的警察应该把那些流浪者“清扫出河内”。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无照经营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彻底地查禁。小贩们的顽强再次印证了越南的一句俗语：“要想阻止市场，就像让红河停止奔流。”

　　在扎伊尔（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难民营里，那些刚刚逃脱了自己国家残酷内战的卢旺达人，很快把他们背井离乡的居所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商贸活动场所。联合国难民署的特派员报告说，到1995年时，难民营里出现了大约82 000家小企业。在那些简陋的食品市场、杂货店、酒吧、餐馆、公共汽车、理发店、裁缝店、肉铺、照相馆、电影院和药店纷纷出现以后，难民营里的肮脏、恐怖和疾病显得些许减轻了。

　　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俘集中营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市场。拉德福德——一位被德国人俘虏的英国军人——回忆说，战俘之间用红十字会配给的食品、香烟和衣服做交易。香烟替代了现金，成为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储存的工具。价格会根据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而波动。当一批饥饿的新战俘到来的时候，食品价格将上涨。刚开始，当每周的食品补给到来的时候，价格会出现下跌。但是到后来，战俘们开始储存食物，从而缓和了食品供给的波动。有些战俘开始充当中间人，在集中营里从价格较低的地方买进商品，然后到价格较高的地方卖出，于是平衡了各地的价格。这里甚至出现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有战俘提供诸如洗衣服、画肖像的服务，还有原始的金融市场，卖方可以给买方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

　　这些临时的市场包含了普通市场的许多基本特征。尽管难民营或者战俘集中营看上去不大可能是一个繁荣的市场体系能够生长起来的地方，但市场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市场让人们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因为整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贸易会创造价值。卢旺达的难民很注重劳动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狩猎，有的人种菜，有些人捡柴火，另一些人则做裁缝或厨师，随后，他们通过贸易交换彼此的产品。在战俘集中营里，不吸烟的人把香烟卖掉来买食物，而素食的印度人则用牛肉罐头来换取果酱和人造黄油。鲁宾逊·克鲁索只能消费自己得到的配给，但难民和战俘却可以进行贸易，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市场自有爆发的办法。它可以在艰难的时期顽强存在，可以像野草一样四处发芽、生长并且有效地运作——至少能实现简单直接的交易。当人们的生计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就会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的市场，或者设计更好的市场机制，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最简单的市场也能够揭示出许多惊人的细节。研究非洲事务的学者克莱尔·罗伯逊就考察了加纳的阿克拉市中心的马克拉市场。那里的摊主大多是妇女，她们卖鱼、蔬菜、谷物、罐头食品和基本日用品，经营规模通常都很小，一天的营业额也就只有几美元。这个市场设置在几个很大的棚屋里，十分拥挤肮脏。人群的拥挤、嘈杂和鱼的腥味令到访者难以忍受。

　　第一印象是容易产生误解的。马克拉市场虽然看上去十分简单，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这里的摊主不仅是零售商，也是批发商。她们成批地买进，然后零售给消费者，同时也小量地买进，等累积起来之后再批发给其他的零售商。她们还要组织货物的运输——这在一个公路和铁路并不发达的国家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并且充当了分散的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她们做一些初级的加工制造：做珍珠串之类的手工艺品，把原材料加工成食品、调味品和化妆品。她们回收罐头、瓶子和报纸。此外，她们还会评估顾客的信誉，并提供货物赊购，扮演了银行的角色。

　　摊主们多数是文盲，她们必须依靠自己非凡的记忆力来保存自己的商业记录，还要精确地计算自己投入的成本和实现的利润。比如说，在一串珍珠的要价中，就包含了她购买珠子和线的钱，加上她和自己的雇员花在串珠子上的时间，以及她的目标利润。

　　摊主们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微型法律体系，出现了非正式的产权。她们对自己的摊位并不拥有正式的合法权利，因为这些地方在理论上是归阿克拉市政厅拥有的，但是她们却把这些摊位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使用。摊位可以继承，现在的摊主大多是从自己的母亲或姐姐那里得到摊位的。摊位也可以租赁或买卖。某些受人尊重的商人被称为“皇后妈妈”，扮演着法官的角色，在发生争执的时候进行仲裁。

　　贸易带来了收益。这些商贩使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她们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她们给城市贫民提供了食物，也给农民带来了收入，让他们可以购买诸如衣服之类的生活用品。她们印证了亚当·斯密对商人的分析：“在追求他的个人利益时，他常常提高了社会的福利，甚至比他有意识地那样做时更有效率。”

　　尽管加纳政府总是定期地甚至有时是激烈地企图关闭它，马克拉市场依然顽强地继续经营。1979年，军政府指责市场上的商人违反了价格管制，镇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野蛮程度。士兵们抢掠货摊，并且炸毁了市场。后来，在加纳第二大城市库马西，军人带着机关枪袭击了市场，殴打那里的商人。有个士兵指控一个小贩是奸商，把孩子从她背上抓下来，并且开枪射杀了她。推土机把市场的货摊夷为平地。一个士兵说：“这会告诫那些加纳的妇女，不要再干坏事。”

　　加纳政府把市场上的商贩描述成威胁，实际上是要寻找替罪羊，以掩盖自己失败的政策所导致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过失。当地的报纸也鼓吹政府的论调，有人把市场的摧毁描述成“欢乐的悲剧”，“把工人们从马克拉市场无情的阴谋家（即小贩）手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流下了快乐的眼泪”。

　　但不到一周的时间，商人们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摊位，继续卖鱼和蔬菜，尽管她们的头上现在已没有了屋顶。罗伯逊写道：“马克拉商人的成就，是她们的智慧、决心甚至铤而走险的胜利。”

　　另一个市场自发演进的例子是在美国发生的，那是禁酒令时期。从1920~1933年期间，在美国销售酒是非法的。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法律——甚至恰恰由于有这样的法律——酒的生意开始繁荣起来，一些体面人也纷纷涌进非法酒吧或者地下酒吧。

　　禁酒令造成了高昂的代价，饥渴的饮酒者需要支付不菲的价格，因为这些生意得偷偷摸摸地做，那意味着很高的交易成本。酒的售价提高了3倍，有些酒精饮料有毒，是用某些成分可疑的原料制造的。还有，阿尔·卡蓬这样的黑手党试图垄断酒精饮料的贸易，他们谋杀自己的竞争对手，贿赂警察。

本文摘自《一部市场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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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中描写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市场：从荷兰的鲜花市场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从亚马逊网站到河内的街边摊档，从拍卖会到体育赛事转播权竞价等。作者写作这部自然、生动的市场演进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带领我们“重新发现市场”：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让市场有效运行的因素是什么？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对于个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经历了30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体制和市场经济远比人们以前所想的更富弹性，更具潜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