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自然的经济（3）

　　政府在市场设计中的一个基本任务是确定财产权利，因为最简单的摧毁市场的办法就是破坏人们对自己财产安全的信念。但是，政府要扮演的角色还远不止这些。

　　支持市场的政府行为很早就开始了。在公元前5世纪，克罗伊斯（Croesus，吕底亚王国的国王，该王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在英语里Croesus已经成了大富翁的同义词）国王就发行了保证纯度的金币和银币。货币信誉的建立，大大帮助了古代世界商业的传播。今天，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如果想加速经济增长，在完成其他事情的同时，必须修补那些支持市场的制度，比如说合同法，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我会说明，经济的欠发达是由于市场没有恰当地发挥作用。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政府也需要准备好随时修改市场的游戏规则，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例如，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新的交流形式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关于版权的法律：法律是否应该允许人们免费地相互传送音乐，无限制地复制会不会损害唱片市场？在北美和西欧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地区，国家总是在积极地提供法律和监管服务。

　　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话来说，生物的演进就好像一个盲人钟表匠在工作。人类的眼睛是一种无比奇妙而复杂的器官，仿佛是一位极高明的钟表匠设计的杰作，但在实际上，它是无目标的、渐变的、没有计划的自然选择所“设计”的结果。经济系统的演进也与此相似，市场通过试错法，在众多参与者的日常活动中向前发展。不过，市场的演进与生物的演进还是有两个区别。首先，经济系统是由智慧的参与者，而不是无声的分子构成的。因此，变化的方向会受到那些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有意识的影响，他们为系统的设计提供了帮助。其次，任何经济系统中都有某些部分，比如说法律，是被国家或者其他组织强加的——它可以说是一个看得见东西的钟表匠，尽管并不总是一个熟练的钟表匠。即使是在分权程度最高的经济中，也存在某些中央管理的职能：从立法、司法到监管机构。没有人控制得了全部经济，但的确有人在引导市场。

　　我们可以用足球的历史来类比市场的发展。足球有许多变体——英式足球、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它们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英格兰的民间足球运动。民间足球的规则很少，而且都是自发出现的：依照当地的惯例，每个村子都各不相同。参加比赛的队员数量没有任何限制，观众如果有自己倾向的一方也可以参与角逐。比赛不设裁判员，只是依靠参赛队员们自己来实施一种社会性控制。

　　在那种情况下，比赛所展示的不是技术，而是肌肉。目标是为了拿到皮球——一个塞满了填充物的猪膀胱——然后用尽各种方式把它带到对方场地的尽头。在游戏开始的时候，皮球可能会被某位最强壮的球员获得，“其他球员就会立即靠上前去紧紧围住他，组成一个坚固的兵团”。这是1829年英国德比郡的万圣教区和圣彼得教区举行比赛时一位观众的评价：“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拼命地想从持球的对方球员手中把球抢回来，战斗异常激烈。人潮的移动反反复复，根本没有人考虑后果。”球员们经常摔倒，“由于人流的密度太大，不少人在彼此的践踏下晕倒、血流如注”。

　　数百年来，民间足球的发展逐步加速。然后，突然之间，它演进出了足球和橄榄球两个分支。与以前几个世纪的情况不同，这样的变化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带来的。英国性的管理机构，英格兰足球协会和英格兰橄榄球联合会相继于1863年和1871年宣布成立，以制定相应的比赛规则。在正式设计的规则被应用于比赛模式之后，现代足球和橄榄球运动就诞生了。

　　现在，人们更强调球员优美的技术，而不仅仅是他们强壮的身体。民间足球曾经是一种在英格兰的村民和学生当中非常流行，但有些野蛮的消遣方式。而现代足球在形成了新颖而有序的形式以后，很快风靡全球。今天，足球已经变成一项文明的游戏，成为世界第一体育运动。同时，橄榄球也成为重视速度与战术的游戏，并且在经过自发演进和有目的的规则设计之后，演化出了象棋式的美式橄榄球运动。民间足球与它那大受欢迎的派生运动之间有了天壤之别，产生这种区分的正是清晰的、可执行的规则。

　　一个典型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就像足球运动一样。它依靠参与者的推动自发演进，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正式的组织也能够正常运转，但只能达到一个有限的高度。市场的发展要想更上一层楼，它就需要制定清晰的规则，并且设立一个权威机构来保证其实施。只有当非正式的规则得到某些正式规则的补充以后，市场才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使交易的达成更有效率，让复杂的交易成为可能。

　　绝对自由的市场就好像民间足球，是一场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搏斗。而一个真正的市场就像现代足球，是井然有序的运动。

　　市场激起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某些人指责它是剥削和贫困的根源，而另一些人则赞美它是自由和繁荣的源泉。有人相信，市场天生就是有害的，因此需要由国家进行日常管理，也有人笃信，市场毫无疑义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任何事情都交给自由市场。美国著名报人亨利·路易斯·门肯曾经说过：“任何问题都有其解决办法，但常常是简单、直接而错误的解决办法。”的确如此，人们经常采用的两种简单而直接的解决各种社会弊病的办法——“压制市场”或者“放任市场”——往往都是错误的。

　　据报道，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曾经忍受不了经济顾问那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去给我找个立场鲜明的经济学家来。”然而，对于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而言，诚实的答案总是免不了中庸式的告诫。在谈到市场的益处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立场都是模棱两可的。

　　市场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只把它留给理论家。事实上，市场是改善人民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对于那些贫穷国家来说，市场给它们提供了最可靠的摆脱贫困的手段。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市场则是这些国家维持现有的生活模式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市场是消除贫困的最有力的发动机，但只在它运作良好的时候才能实现。这样的告诫是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2001年的报告显示，有超过10亿的非洲人和亚洲人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1美元，甚至更低。这样多的人口超过了富裕的西方国家的总人数。对于许许多多的人而言，市场并没有有效地运转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贫穷国家的政府过分地干预了市场，压制了市场，造成了贫困状况的加剧。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如果政府中止了那些妨害生产的干涉行为，恐怕这些国家依然会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加尔各答、开罗或者蒂华纳，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市场，小贩们围着你兜售货品，简直没办法绕过他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市场的缺失，而是市场运作得太糟糕。

　　如果完全放任自由的话，市场是会失灵的。为了把全部优势发挥出来，市场需要一整套规则、习惯和制度的支持。市场不可能在真空中有效地运作。像我们常见的事实那样，在一个没有健全的游戏规则的市场中，要把这些规则确立起来将是一件艰苦而费时的工作。许多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而危害着国民的利益。

　　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市场的支持平台不健全，那么它对自己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有效处理。市场不过是人类的工具，它既不需要被崇拜，也不应该受到指责——让它物尽其用就是最好的选择。

　　1992年，在俄罗斯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之后，国家在突然之间停止了对经济的控制。若干年后，这个国家朝向市场经济的进程逐渐停顿下来，整个国家也陷入一种不太妙的境地。莫斯科街头开始流传这样一则笑话：

　　问：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需要多少个人来完成更换一个电灯泡的任务？

　　答：五个，一个人握住灯泡，四个人转动他所站着的桌子。

　　问：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需要多少人呢？

　　答：一个都不需要。市场自己就会把电灯泡换掉。

　　俄罗斯人的讽刺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尽管市场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它并不会自动运转。没有人的帮助，市场自己也不会换电灯泡。

　　著名的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说：“上帝在细节中。”正因为按照建筑师的设计方案负责工程施工的商人们经常抱怨“魔鬼在细节中”，路德维希才会有这样的反击。与建筑一样，对于所有的市场而言，设计的细节将决定体系运转的好坏。上帝和魔鬼都在细节中。

本文摘自《一部市场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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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中描写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市场：从荷兰的鲜花市场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从亚马逊网站到河内的街边摊档，从拍卖会到体育赛事转播权竞价等。作者写作这部自然、生动的市场演进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带领我们“重新发现市场”：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让市场有效运行的因素是什么？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对于个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经历了30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体制和市场经济远比人们以前所想的更富弹性，更具潜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