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4）

　　2000年，五大制药公司同意通过谈判降低他们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和亚洲的售价。2001年，主要的大公司宣布，他们将以制造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滋病药物，大约是西方国家药价的1/10。 默克公司一位名叫乌德沃森的高层主管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加工过程将在当地进行，以防这些药品重新出口到发达国家。”他补充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医疗基础设施和药品分销体系。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麦克高德里克则说：“我们不打算在非洲的抗艾滋病药物上获取什么利润，我们的专利不会成为障碍。”

　　在印度的仿制药品制造商带来竞争之后，正常的市场力量开始推动西方制药公司改变自己的定价。但是，这一转变同时也是那些社会活动家推动的结果。抗艾滋病药物的故事告诉我们，消费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援助组织、宣传团体，及新闻媒体——都可以推动市场的重建。如下的事实也许并不是巧合：那些积极改变市场规则的国家——巴西、南非、印度和泰国——都是民选政府，它们更容易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

　　不过，在贫穷国家以成本价来销售抗艾滋病药物的解决办法，不能套用到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上。在我们权衡解除专利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抗艾滋病的药物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些药品的发明是依靠有着巨大利润的发达国家的市场所推动的。不论采用怎样的定价政策，贫穷国家给治疗艾滋病药物提供的利润都只能占制药公司全球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虽然它们不足以弥补研究的巨大成本，却不至于严重挫伤创新激励。相反，对于那些没有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疾病而言，践踏专利权对研发激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其危害可能会超过全部收益。让贫穷国家搭便车能实现潜在的收益，仅仅适用于那些已使发达国家卷入其中，并且有了能推动创新的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疾病。而对于热带病，没有专利就意味着没有创新。免费获得创新成果的做法将使我们一无所获，因为根本就没有创新。

　　对于那些治疗只有在贫穷国家才有的疾病的药物，需要在市场设计上做更深层的改革才行。要保证这些药物的科学研究继续下去，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需的。当然，我们或许能找到实施专利制度的其他途径。怎样才能产生激励，以研究开发出对付贫穷国家疾病的新药呢？在标准的专利体系之下，这些药物不可能成功地开发出来，因为尽管有非常大的潜在社会价值，从中所挣取的经济回报却不足以弥补研发成本。

　　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正在领导一项研究，探索为贫穷国家提供药品的可行办法，他研究了各种各样对现有专利系统的替代和补充办法，都需要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通过税收优惠等办法，给制药公司的研发提供补贴，降低创新的成本，可以提高那些市场价值不高的药品的赢利前景。然而，研发成本的多少很难监督，因此，对投入提供补贴不如根据产出来决定奖励。平衡成本和收益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制药公司的收入，政府或者国际机构可以保证，一旦某家公司研制成功了一种新药，它们可以给该公司提供补贴，在市场销售收入以外增加一定比例的投入。

　　由于贫穷国家的购买力有限，这种方法需要西欧和北美国家的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大力资助。研发一项新药需要2亿~5亿美元的成本，因此这些资金还需要大量的捐赠。

　　同时，全球药品市场给我们展示出了市场最坏和最好的方面。为了驱动新药的研发，市场激励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设计市场的方法不止一种。市场设计的正确与否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任何市场都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时地重新设计。

　　于是，企业家和政府都需要扮演市场设计者的角色。接下来一章，我们将考察市场设计所必需的要素：市场良好运转的基础。

本文摘自《一部市场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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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中描写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市场：从荷兰的鲜花市场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从亚马逊网站到河内的街边摊档，从拍卖会到体育赛事转播权竞价等。作者写作这部自然、生动的市场演进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带领我们“重新发现市场”：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让市场有效运行的因素是什么？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对于个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经历了30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体制和市场经济远比人们以前所想的更富弹性，更具潜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