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推动一点点
徐小平：你在《中华工商时报》任记者，具体在哪个栏目？
刘澜：我在《中华工商时报》的“新周刊”工作，主要负责财经方面的新闻；里面也有我的一个专栏，叫“刘澜观察”。
徐小平：你对哪些领域比较关注？
刘澜：我对粮食政策和费改税比较关注。
徐小平：记者好当，但专栏作家难做。特别是对一个行业问题进行评论的时候，在国外就会成为某个领域的发言人。你是如何对粮食政策和费改税提出你的见解的？
刘澜：首先作为记者要做很多实际的工作，比如要下去采访，对粮食和费税等都有一些实际的体验。国家发布了一个政策叫费改税，你就会想这个政策是否合理，有什么影响，然后再听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自然就会有自己的观点。
徐小平：你是否能对一些社会现象畅所欲言地进行评论？
刘澜：应该说还算比较自由，但有时写完文章以后领导会说某某句子应该删掉，那就只好删掉。但我的文章一般情况下删掉的不多，因为我是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本身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度比较强，能够自我把关。
徐小平：但是对经济问题进行评论，有什么内容需要删掉的，或者说删掉的都是些什么内容？
刘澜：例如有时候文章中批评的某个部门，这时就要考虑这个部门是否经得起批评。比如说要批评某银行，那导致的后果可能就是银行不给我们贷款。
徐小平：朱镕基就曾强调，新闻要监督政府，抨击腐败。新闻记者更深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你本人作为一名学者型、思想型的记者，假如不出国留学，这样的使命你能向前推进吗？
刘澜：我会尽力而为。因为每个人能够推动的只是一点点，但是大家都来推动的话，也很可观。在中国当专栏作家和在美国不一样，比如美国的李普曼，他太著名了，影响力很大。在中国，专栏作家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中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就是《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为什么会这么有影响力，因为这个节目江总书记常看，朱总理常看，这个节目不是在独立地起作用，它是通过国家领导起作用、发挥影响力。比如朱总理一看《焦点访谈》，知道河南省公路乱收费，朱总理就生气，那么河南省省长就得马上采取措施。如果朱总理要是不看这个节目，那也就没人管这些不合理现象，当然这个节目就起不到什么影响。
徐小平：这是否算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监督？
刘澜：可以这么说，但是领导看到了起作用，领导看不见就不起作用。有时领导看到了做批示起作用，不批示就不起作用。有时领导看到了，也做了批示，但还是不起作用，因为天高皇帝远，一个小乡长做了一些不合理行为，朱总理不可能管到那里去。
徐小平：作为专栏作家，又是未来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你认为中国的这些不合理现象问题出现在哪里？
刘澜：现在我不是很清楚，这也是我要去哈佛学习的一个原因。就我目前的水平来看，我觉得可能是新闻机构监督不到位。因为目前的新闻机构都是由党来领导，我觉得党对新闻的限制不能太死，比如报社不一定要限制到那几家，可以允许多创办几家报纸，允许民间办报等。所以说在中国做新闻记者会有很多的痛苦。
徐小平：但是在《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中做记者，虽然也会有一些痛苦，但是在这个领域是否也得到了相对的满足？
刘澜：当然，作为一名出色的记者或专栏作家，写的文章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当然会很高兴。比如我去年在准备GRE时写过一篇文章叫《七月流火》，主要谈论教育是否是一个产业。教育是否是一个产业？当时领导人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但是后来就没有再提，我作为一名记者比较敏感，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写下来了。当时这篇文章在社会上的反应比较好。
本书记述了作者刘澜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历程。包括他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师长、朋友、观察。作者曾以四川省高考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以新东方历史上第一个GRE满分和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考入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作者以本书分享了他的学习经验。本书对有志于成才的大中学生、青年人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刘澜：我在《中华工商时报》的“新周刊”工作，主要负责财经方面的新闻；里面也有我的一个专栏，叫“刘澜观察”。
徐小平：你对哪些领域比较关注？
刘澜：我对粮食政策和费改税比较关注。
徐小平：记者好当，但专栏作家难做。特别是对一个行业问题进行评论的时候，在国外就会成为某个领域的发言人。你是如何对粮食政策和费改税提出你的见解的？
刘澜：首先作为记者要做很多实际的工作，比如要下去采访，对粮食和费税等都有一些实际的体验。国家发布了一个政策叫费改税，你就会想这个政策是否合理，有什么影响，然后再听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自然就会有自己的观点。
徐小平：你是否能对一些社会现象畅所欲言地进行评论？
刘澜：应该说还算比较自由，但有时写完文章以后领导会说某某句子应该删掉，那就只好删掉。但我的文章一般情况下删掉的不多，因为我是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本身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度比较强，能够自我把关。
徐小平：但是对经济问题进行评论，有什么内容需要删掉的，或者说删掉的都是些什么内容？
刘澜：例如有时候文章中批评的某个部门，这时就要考虑这个部门是否经得起批评。比如说要批评某银行，那导致的后果可能就是银行不给我们贷款。
徐小平：朱镕基就曾强调，新闻要监督政府，抨击腐败。新闻记者更深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你本人作为一名学者型、思想型的记者，假如不出国留学，这样的使命你能向前推进吗？
刘澜：我会尽力而为。因为每个人能够推动的只是一点点，但是大家都来推动的话，也很可观。在中国当专栏作家和在美国不一样，比如美国的李普曼，他太著名了，影响力很大。在中国，专栏作家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中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就是《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为什么会这么有影响力，因为这个节目江总书记常看，朱总理常看，这个节目不是在独立地起作用，它是通过国家领导起作用、发挥影响力。比如朱总理一看《焦点访谈》，知道河南省公路乱收费，朱总理就生气，那么河南省省长就得马上采取措施。如果朱总理要是不看这个节目，那也就没人管这些不合理现象，当然这个节目就起不到什么影响。
徐小平：这是否算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监督？
刘澜：可以这么说，但是领导看到了起作用，领导看不见就不起作用。有时领导看到了做批示起作用，不批示就不起作用。有时领导看到了，也做了批示，但还是不起作用，因为天高皇帝远，一个小乡长做了一些不合理行为，朱总理不可能管到那里去。
徐小平：作为专栏作家，又是未来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你认为中国的这些不合理现象问题出现在哪里？
刘澜：现在我不是很清楚，这也是我要去哈佛学习的一个原因。就我目前的水平来看，我觉得可能是新闻机构监督不到位。因为目前的新闻机构都是由党来领导，我觉得党对新闻的限制不能太死，比如报社不一定要限制到那几家，可以允许多创办几家报纸，允许民间办报等。所以说在中国做新闻记者会有很多的痛苦。
徐小平：但是在《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中做记者，虽然也会有一些痛苦，但是在这个领域是否也得到了相对的满足？
刘澜：当然，作为一名出色的记者或专栏作家，写的文章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当然会很高兴。比如我去年在准备GRE时写过一篇文章叫《七月流火》，主要谈论教育是否是一个产业。教育是否是一个产业？当时领导人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但是后来就没有再提，我作为一名记者比较敏感，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写下来了。当时这篇文章在社会上的反应比较好。
本文摘自《GRE满分者分享哈佛》
本书记述了作者刘澜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历程。包括他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师长、朋友、观察。作者曾以四川省高考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以新东方历史上第一个GRE满分和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考入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作者以本书分享了他的学习经验。本书对有志于成才的大中学生、青年人有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