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 “脚踏实地做各种很小的事情，最后才产生了效果。”

　　徐小平：你在哈佛时，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我留学是有过经济上很困难的时候。

　　刘澜：我有全额奖学金。而且我还有做助教工作的收入，在哈佛我一共挣了8000多美元的工资。经济上没有压力。但对前途的思考和迷茫的是持续的。没有最痛苦的时刻，我说几个印象最深的时刻的吧。

　　我印象最深的难的时刻，一个是和学习有关的。有一天晚上写作业，一篇文章写了一晚上写到凌晨两三点，写完后发现电脑上找不到了，而明天早上8点要交。我没有时间痛苦，而是到洗手间洗了一把脸，决定重新写一遍。现在想起来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不过后来发现是存到另一个文件夹中了。

　　还有一个难的时刻是道德选择的时刻。我是一门课的助教，考试的时候我做监考，一起监考的还

　　有别的助教。另外一个助教抓住一个中国同学“作蔽”，发现这个同学带进来一个考试专用的草稿本，上面写了很多题的解答。我们考试专门发一种草稿本，这个草稿本肯定是这个同学从以前的考场上带出来的，然后写上这门课的题，带了进来。这个同学解释说：这个是复习用的，带进来是无心的，没有看。我尽管也是监考者，但是对同学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就坐在那里看书，没有留意。学校开始调查这件事。教授问我看见什么没有？中国同学找我，要我作证说看见他没看过那个草稿本。我最后实话实说：我没有看到。既没有看到他看过，也没有看到他没看过。

　　徐小平：我出国前没有意识男人要挣钱养家。没有挣钱的意识，有往上发展的意识。因为都是国家发工资，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挣钱的意识的建立是血与火的洗礼而成的。比如在国内搞个活动，都有钱支持，只要审批就可以。而在国外搞个活动，钱在哪呢？都需要自己去找。总之就是个人生存上没有挣钱意识，社会活动上没有找钱意识，只有审批意识。你出国后有什么意识上的变化？

　　刘澜：哈佛带来的意识变化有一个是选择的意识。在美国一切都要选择。首先住哪里？北大就住宿舍，没有选择。在美国要找房子住，选择。第二年的课基本上全是选修课。你可以从MIT（麻省理工学院）选课，可以从哈佛商学院选课，可以从哈佛别的任何学院选课。

　　第二个意识的变化是领导的意识。在国内，上面任命的叫领导。到了哈佛，我经历了领导是怎么产生的历程。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有个中国学生组织叫China Caucus，近似于学生会。换届交班时，上一届主席发邮件问谁愿意领导。我回了邮件。主席然后说：因为只有刘澜回了邮件，他就是领导。我觉得一个人领导还不行，又找了另一个同学，邀请他来做共同领导，Co-Chair。结果就是领导产生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报名可以做领导，邀请也可以做领导。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呢？比如我们举办了一个中国系列讲座。我们需要经费，我就去找哈佛的中国

　　学生会，从他们那里申请了一点资金。然后制作海报、发邮件、当面邀请人来参加。我自己去把海报贴到各个角落，觉得这样做领导、服务还是很有意思的。你需要脚踏实地做各种很小的事情，最后才产生了效果。这个中国系列讲座，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第一次由学生组织的中国主题讲座。

本文摘自《GRE满分者分享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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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记述了作者刘澜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历程。包括他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师长、朋友、观察。作者曾以四川省高考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以新东方历史上第一个GRE满分和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考入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作者以本书分享了他的学习经验。本书对有志于成才的大中学生、青年人有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