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我军建设中发挥的历史作用(3)

　　2?奋斗牺牲有了力量源泉

　　能够激发军人奉献牺牲的因素很多，毛泽东选择的是精神信仰，就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人民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是毛泽东为我军官兵指出的一种价值追求。

　　正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所以我军广大官兵战时才能英勇奋战，前赴后继，平时才能无私奉献，自觉牺牲。

　　关于如何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西方管理学通常给出三种办法：一是物质刺激，二是情感笼络，三是兴趣诱导。其理论依据就是管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根据这一理论设计的激励手段和方法，用好了的确能收到效果，但其效用是有限的，搞不好还会有负作用。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源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完全不同，一般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认为人的需求结构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人可以教育，而且必须加以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特别是德育所要改变的，正是人的需求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管理学不仅越来越强调精神的价值，而且开始将信仰与管理直接挂钩。如果说人的其他各种需要，都可以算是产生行为动机的“普通燃料”，那么信仰则明显属于“核燃料”。

　　在毛泽东管理思想的鼎盛时期，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远不如现在，可工作热情却异常饱满，社会上多数人对生活的满足感也远胜于今，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管理者所要做的，就是明确组织的宗旨，然后将员工个人的价值与组织的宗旨挂钩，引导员工在履行组织宗旨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意义。

　　军人是奉献的职业。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和平时期，都需要军人作出奉献牺牲。因此，要想缔造和领导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就必须为军人的奉献牺牲找出充足理由。

　　能够激发军人奉献牺牲的因素很多，毛泽东选择的是精神信仰。所谓信仰就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宗教是常见的信仰之一。除宗教外，其他一些具有某种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并由此形成各种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人民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是毛泽东为我军官兵指出的一种价值追求。战争年代，我军的战斗力主要来自这一信仰。人们之所以将毛泽东的管理称为基于信仰的管理，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宗旨在调动官兵积极性方面的作用，毛泽东有许多精辟阐述。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这是红军作战勇敢，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朱老总也曾语重心长地对部队官兵说：“我们打仗究竟为谁，过去许多同志不知道，我们有的同志说国民党军队是帮蒋介石打仗，我们是帮毛主席打仗，说国民党军队帮蒋介石打，这是对的，可是说我们帮毛主席打，那就错了。同志们要知道，正相反，我们是为你们，毛主席和我都是为你们，为士兵服务，士兵又为人民打仗，为自己翻身打仗的。”《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第三辑，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7页。正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所以我军广大官兵战时才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平时才能无私奉献，自觉牺牲。

　　真实的战争往往是异常残酷的，远不像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么浪漫。军人每一次走上战场，都有再也回不来的可能。在生死考验面前，一切物质奖励都会减效直至失效。过去有一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话虽这么说，可细想一下，如果命都没了，重赏有何意义？所以，古往今来，凡善于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都高度重视对官兵的精神激励。曾国藩就说过，“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也许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近些年一些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常有部队发起冲锋前，指挥员让人抬出银元，用以组织敢死队的镜头，如《血战台儿庄》、《亮剑》等。应该说，这里面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实际上，临上战场时官兵们考虑最多的，并不是仗打下来能分多少钱，而是如何交代后事。在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战斗打响前，党员们纷纷上交最后一次党费，非党员也将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党组织，表示万一自己“光荣”了，希望能被追认入党，这些钱算作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不难想象，由这些视死如归、做了最坏打算的?兵所组成的部队，与那些完全靠金钱维系的部队，其战斗力会有多大的差别。

　　世界上没有战无不胜的军队。当一支部队陷入绝境，官兵已没有任何生还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有超越个体生命的东西作为精神支撑。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很难做到“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而我军历史上这样的战例却很多。如抗日战争中，我新四军某部四连奉命在淮阴北面的刘老庄阻击日军。在数千敌军的围攻下，全连浴血奋战一昼夜，毙敌170余人，最后弹尽粮绝，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再如，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描写了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松骨峰战斗。当时，为阻击美军撤退，完成合围任务，我志愿军某部也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正是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构成了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军队在这方面差得多，往往只是感到没有获胜可能了，便会缴枪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缅甸战场，开始阶段英军与日军势均力敌，基本上打成平手。正当日军精疲力竭，准备做困兽之斗时，突然传来英军主动投降的消息，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如果说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是军人的职业特点，古今中外的军队概莫能外，那么，作出巨大牺牲后不图回报，显然就不是所有军队都能做到了。而我军广大官兵由于接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如魏巍笔下在松骨峰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李玉安，其实并没有死。重伤痊愈后，他复员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一干就是几十年，始终过着贫穷的生活。可他却从没有对人讲起自己就是作家笔下的英雄，更没有为此向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直到30多年后，他的事迹才被老部队发现并宣扬。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李玉安一样无私无畏、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解放军才有了骄人的战绩和崇高的声望。

　　军人的牺牲岂止在战场。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有无数军人在为国尽忠，奉献牺牲。我军一些边防部队，常年驻守在高山海岛，条件艰苦，生活单调，面临着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些哨位严重缺氧，官兵们最大的愿望只是能吸足一口氧气。有的战士独自一个人看守靶岛，一待就是几年。可基层官兵的物质待遇，却一直低得可怜。社会上一些对我军情况不了解的人，常常很不理解：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么傻的兵！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其实，根本原因就在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建军宗旨。支撑基层官兵的正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奉献牺牲精神，所以他们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用官兵的话说，“如果不是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就是有一座金山放在那里，我也不会去拿！”

本文摘自《领军之道》

　　一些著名企业家虽然很成功，其经验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们毕竟只是创办或有效管理了一个企业。而毛泽东却成功地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
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将起义失败后残留的不足千人的队伍，培育成无坚不摧、雄视天下的百万大军，并目在武器装备远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仍能令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这种丰功伟业绝无仅有。
所以，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而讲毛泽东管理思想要首推其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