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伦理”帽子的经济学(1)

　　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一书中，就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却忽略了伦理方面。

　　科学研究总是把人们当作完全理性的对象，这样逻辑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具体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单纯的理性的逻辑方法，难以避免现实上的失误。人们的感情、人们的意志、人们的理想和道德，在经济行为中，也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单纯的工程学或逻辑方法，是不够用的。

　　亚当•斯密指出，人们的活动是受自利引导，市场则以互利为原则。这一点被现代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了。但人们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些观点，即应考虑人们的同情心、伦理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一般来讲，个人有或至少应当有追求自利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追求就一定有伦理正当。当这种追求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时，就违背了伦理正当，从而成为应受谴责的不道德行为。可见，人们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不能摆脱伦理道德束缚。纯粹的、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离开伦理学的经济学只能使经济学贫困，正如离开经济学的伦理学，只能使伦理学空洞一样。

　　尽管经济学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经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拓展，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它的伦理学渊源，在前提假定和论证范式中都发展了它的工程学特征和数理形式。随着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系中不断强化这个趋势，我们看到，经济学逐渐脱离和淡化了伦理学的影响。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ethical consideration)，而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这些伦理考虑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在那些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存在，它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工程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注重逻辑的推演和判断，而忽略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不关心人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因而也就不能回答著名的苏格拉底问题(Socratic question)所提出的“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疑问。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工程学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伦理学的一面却遭到了漠视，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种非常不利的趋势。可以说，与伦理学隔阂的日益加深是经济学出现贫困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我们不能断言这是唯一的原因。

　　我们由此可以认为，经济行为不单单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结果，在很多时候，它必须能够接受伦理上的考问，才具备存在的正当性。

　　存在市场竞争的公司具备相当的社会属性，因此在理性和伦理之间，必须寻找一种为大众接受的平衡点。在商业高度发达的时候，公司伦理也已成为企业组织伦理中一个全新的课题。

　　几个世纪以来，个体道德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在许多文化和理论传统中一直是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以企业组织行为为主体的现代公司伦理研究则是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开始的，80年代末影响到欧洲，90年代扩展到太平洋边缘、拉丁美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公司伦理研究的日益兴起有很多原因。大的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各种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努力改善公司行为，冷战后形成的“全球化”要求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道德自律，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管理强度的减弱扩大了企业组织的自由空间，加之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道德混乱”，企业怎样处理自由和责任的关系，使企业积极地促进社会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责任”在当代道德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在企业界，“责任”的意义很具体，许多企业行为都是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银行这样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与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品质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公司?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行为是紧密交织、部分重叠的。在重叠的部分，企业的一个决策需要获得兼备的结果。不单是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还要承担起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保护其权益，以获得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近沸沸扬扬的食品巨头雀巢公司的“公平贸易”风波就是伦理介入经济领域的一个明显案例。

　　在“伦理购物”的战斗中，雀巢终于决定接受道德的高标准，同意购买公平贸易咖啡，并在自己的产品上贴上“公平贸易”的标签。早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就在压力之下，开始贩卖公平贸易咖啡，但在全球四大跨国运作的咖啡焙炒商中，雀巢是第一家在公平贸易运动中迈出步伐的巨头。英国公平贸易运动人士认为，雀巢的举动实在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所谓“公平贸易”，就是有别于传统的“市场决定价格”的自由贸易。在该原则下，从咖啡豆到茶叶到菠萝的种植者在卖他们的产品时，价格可以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以来自萨尔瓦多和埃塞俄比亚的5个合作的小农场主的阿拉伯咖啡豆为例，国际市场价是25便士一公斤，“公平贸易”中的农民得到33便士。再比如速溶咖啡，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每罐100克的Blend咖啡要卖到2.69英镑，雀巢的同类产品则要便宜上40便士。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商都可以卖上高价，只有被公平贸易基金会纳入体系内的种植者们才有这样的幸运。采购这些产品的公司，会在产品上贴上“公平贸易”的标签上市。

　　“公平贸易”的运动人士认为，传统的贸易根本无法保护种植农夫的利益。他们认为，雀巢、卡夫、莎莉和宝洁四大咖啡焙炒商，垄断着这个行业，主宰着咖啡价格，甚至影响了咖啡种植者们的生存条件。在过去的六年中，咖啡豆价格暴跌，大约有2500万小型咖啡种植主们得不到合理利润，离开了这个行业。很多咖啡种植者穷到不能负担起医疗费，更无法送孩子上学。按照公平贸易运动的发起者—— 乐施会的数字，目前咖啡豆的价格已经跌破成本，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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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让历史失忆的超市；地产泡沫的复杂答案；从经济地理学分析“温州现象”；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国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国的环保梦魇；创新引领未来。
作为一本经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经济学散文集，书中的话题涉猎比较广泛，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观层面的热点话题，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引导读者从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轨迹。
期待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经济学，喜爱经济学，并且明白社会和生活的变化很多时候是经济学的规律在左右或者说推动着。